早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就已萌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想法,然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该想法一直未能落实。到了70年代,由于世界舆论的关注以及中国媒体的发展,这一消息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且引发了时人的种种猜测及应对。自此,中俄之间关于西伯利亚铁路的漫长交涉逐渐展开,中国近代铁路事业也随之日益发展。从俄修西路消息传入中国伊始,到1904年铁路主体部分竣工,晚清国人对俄修西伯利亚铁路的反应大致经历了防俄筑路——争筑铁路——争论借地筑路——争论铁路支线——铁路管理交涉与抗路风潮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之中,由于时代背景及涉及事务的不同,每一个阶段所关注的核心群体也不尽相同。其中第一阶段因俄修西路消息初入,尚未被国人所广泛认知,故而以涉外最为频繁的媒体和部分兴办洋务大臣的反应为主;第二阶段则因俄修铁路消息的普及,在此之外还涵盖了驻外公使、维新思想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因应策略;第三、第四阶段由于交涉的内容、层面及其保密性,反应主体主要是驻外公使及高层官员;第五阶段则因交涉重心的转变,主体集中到东北地方政府及当地民众。通过这五个阶段中不同群体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带来的绝非仅仅是晚清国人“被迫”的修路举措,更重要的乃是政府管理体制及官员、民众心理等的转变。行将破灭的清王朝于这内外交困之际孕育出崭新的种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在这期间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初步的深层次对峙、裂变及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