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启蒙是整个启蒙浪潮中重要的一支。它的逻辑基点是个性解放。在解放思潮的冲击下，原本在旧的伦理体系中被封闭的性得到了解放。性成为20年代思想界的一个中心话语。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要求相适应，性的解放首先是做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存在的。这种的选择既使性获得进入主流话语的合法性，又使性的解放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任何社会中的性都有其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双重性质。20年代对性的工具理性化的选择，使当时的精英们无法在性的社会性和生物性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因此对性的理解很容易走向极端，或者为了突出性的社会性而而有意无意的压抑性爱做为人的本能的合理性。或者走到对性的本体的偏执而否定了一切人类向文明成果。 20年代的性爱小说写作是上述性爱启蒙内在矛盾性的反映。在大多数的启蒙者那里性做为人的合理欲望的解放，常常和他们所担负的社会解放的责任感形成冲突。在承认性做为人的合理欲望的前提下，常常排斥合理、正常的性爱。这种排斥有时以一种病态的性取向表现出来。如郁达夫前期的性爱小说。同时，在以张资平作品为代表的另一类性爱小说那里，性又被解释成改变人类生活的强力，把性与现存的一切文明对立起来，走向了性偏执的极端。作为现代人文向启蒙者，在20年代中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逐渐感受到“陪着做一世牺牲”的非人性。试图把性爱从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中剥离出来，因此出现了20年代性爱回归性本身的努力。 虽然由于历史的限制20年代的性爱启蒙和性爱写作没有全面展开，但先驱们开拓性的努力还是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人的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多层面、多向度的过程。性应该是通往解放的一条可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