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戊戌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的平等思想、孔教思想,以及其在戊戌时期所提出的诸多变法策略,前人对之多有著述。然而,对于康有为“三世进化”的变法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虚君共和”的改革策略,学界却少有涉及。本文将会以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当中所提及的“三世进化论”为考察线索,通过概念分析和文本细读等方法,结合当时康有为所面对的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就康有为思想当中的“三世进化”理论及“虚君共和”的变法策略等议题进行梳理、诠释。康有为“变法”时所面对的是由独特的宗法制度所构造的一个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制度共同交织而成的中国社会,在这种稳定而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沉重的历史包袱所形成的巨大惯性的作用下,中国的社会改革变得尤为困难。因此,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康有为选择了介乎于洋务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一条相对缓和的改革之路——一方面,康有为选择了“托古改制”的方式来包装其“变法”理论;另一方面,康有为始终坚持其“三世进化”的理论,主张当时的中国应当暂时保留君主而非直接过渡到民主共和制度。“三世进化论”是康有为“变法”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康有为以近代进化论思想为底色,使其与“公羊学”当中的“三世”理论以及《礼记·礼运》当中的“小康”、“大同”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通过对康有为的著述进行梳理和比对不难发现,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其实质来源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之后又从传统公羊学的“三世”、“三统”学说中汲取理论资源;在公羊学的启发下,康有为把刘歆“伪造”的古文经论证为淆乱经学正统祸源,并通过诠释古史茫昧无稽、诸子创教改制等命题的方式来烘托“孔子改制”,以期将“孔子改制”论证为孔门真义。康有为如此这般的目的在于以“托古改制”的名目为其“变法”理论寻求当时的话语体系下的合理性。这种运用训诂来对儒学思想进行重新解释的方式使得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显得既“知通”,又“知本”,从而避免了“非薄名教”的诘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样的“伪装”无疑为康有为的理论扫除了不少的障碍,却也难免被人指摘为“阳尊孔子、阴祖耶稣”。其次,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康有为选择了“虚君共和制”并强调政府在改革当中的引导作用。在“三世进化论”中,康有为提出了人类社会是在持续地进化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始终沿着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再发展到“太平世”的轨道逐步前行,从君主专制进入到君主立宪并最终走向民主共和。基于这套理论及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判断,康有为先后提出了“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制”的“变法”策略。康有为虽然“尊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有为对清朝或者皇权有着怎样的迷恋,实质上,康有为始终深信共和才是最优良的政体。然而,基于他的“三世”理论及其对当时中国的判断,康有为坚定的认为“皇帝”在当时的中国仍有存在的必要——康有为认为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精神领袖。而这个领袖的产生不能依靠选举而只能依靠世袭,这样就会使这个在精神领袖产生和更替时不至于使国家陷入纷乱。至于从康有为提出的“三世”学说来看,在康有为的计划当中,即使君主立宪制本身,最终也是要归结于“民治”的,因而,康有为并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单纯的“忠君”或者主张“君治”。此外,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精神领袖的君主,其领导的强势的政府,可以在“民智”未开之时教导人民如何正确的实现国家现代化。本文紧密依托文献对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进行探讨,以避免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简单地贴上“政治幌子”的标签。同时尽可能地通过史料还原当时的社会环境,以求更好地理解康有为的“变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