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是俄罗斯“第三浪潮”侨民作家代表性人物,主要成就是短篇小说。他与多数“第三浪潮”侨民作家一样,生前在国内不能发表作品,苏联解体后,随着侨民文学的回归而赢得了祖国的读者。他与一般的侨民作家不同,其作品不是昙花一现,他本人也没有成为政治旋风中的工具,他和他的作品画出了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完美弧线,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近年来,随着侨民文学热不断升温,侨民文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重构俄罗斯文学史的呼声也已变成现实,但是目前对于侨民作家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对其创作艺术的深入分析仍然十分薄弱。因此,笔者以为探究侨民作家,尤其是探究像多甫拉托夫这样一个颇受瞩目的侨民作家的艺术世界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本论文以多甫拉托夫的主要小说为研究对象,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有全面关照,又有重点分析,既将多甫拉托夫的小说置于整体时代格局中进行考量,跟踪作家的人生和创作经历,又有对具体作品、具体人物和艺术手法的微观分析。论文主体共分四部分：第一章追踪多甫拉托夫的流亡之旅,分析他遭遇边缘化的社会的、政治的、个人的、文学上的各种原因,旨在挖掘多甫拉托夫选择边缘性书写方式的内在与外在的动因。多甫拉托夫的一生是流亡的一生,他短暂的人生经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流亡——国内流亡和国外流亡(政治流亡)。列宁格勒、塔林和纽约是他生命中的三个栖居之地。他49年的生命旅程分割给列宁格勒34年,塔林3年,纽约12年。塔林的三年是他对西方的一次迅速张望,是他移民前勇敢的一次跳跃,也是他国内流亡的另一种形式——地域上的流亡。多甫拉托夫在国内流亡的主要形式是在母亲城列宁格勒的流亡,创作的作品不能发表,人生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从列宁格勒到塔林,再从塔林到列宁格勒,他先后做过拳击手、厂报记者、普希金保护区导游、女作家潘诺娃的文学秘书,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在祖国生活的37年堪称他文学与人生之旅的“苦难历程”,一个作家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何等悲惨的命运!移民美国,作为第三浪潮俄侨作家的选择,似乎总与政治、持不同政见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多甫拉托夫与众不同,他移居美国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在他的小说中,其妻子始终是一名“沉默”、“温顺”、“沉稳得像堤坝”的平凡女人,但她却异常果断地先期移民美国了,一直徘徊犹疑不愿离开祖国的多甫拉托夫最终不得不无奈地离开了俄罗斯,追随妻女而去。或许可以说,是这种“阴差阳错”的命运,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流亡自然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本章第二节阐述了多甫拉托夫在时代历史大背景下被边缘化的各种因素。认为：以多甫拉托夫为代表的列宁格勒作家,其被边缘化的因素包括地缘和时代两个方面：在地缘上,相对于首都莫斯科,列宁格勒是一个边缘城市,而且列宁格勒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悖谬的、离散型的城市,具有特异的边缘品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多甫拉托夫走上文学之路时,正值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国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凡是与主流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相背离的文学都遭到排挤。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多甫拉托夫逐渐学会了选择,即所谓的“自觉边缘化”。其自觉边缘化的策略包括：追求自由和独立,以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颠覆官方作家的形象,把美国文学奉为圭臬,创作脱离传统的说教和意识形态窠臼,倡导与时代标准不同的文学,避免诸如战争、工业化建设及集体农业化成就那些所谓的主旋律题材,拒绝那种傲慢自大、缺乏想象力的表现,选择日常生活叙事,关注边缘人的命运,对个体精神世界和人性人情进行探索等等,多甫拉托夫这一切文学表现与苏维埃现实主义文学和不同政见文学都迥然不同。第二章分析多甫拉托夫的创作所受到的影响,主要包括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对美国文学的接受。多甫拉托夫承继的主要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坚持唯美立场的一派,即普希金、契诃夫一脉,排斥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和教育功能的作家。同时,多甫拉托夫还积极地借鉴、接受和吸收美国文学,海明威是他年轻时为人和为文的偶像,塞林格对他的影响不是很明显,但他们之间有许多实质上的暗合之处。多甫拉托夫不仅与传统的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和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有对所处时代世界艺术潮流的超前性理解和把握,他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第三章分别从传统叙事理论、西方现代叙事学理论和后现代叙事角度,对多甫拉托夫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多纬度的考察。“系列化”和“重复”是他小说结构的两个最鲜明特点,这两种组织方式以及对穿线人物的设置均源于俄罗斯民间文学,由此构成了多甫拉托夫整一和谐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语言表现是他小说艺术中最富有魅力的部分,从“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方面阐释他的语言特色,剖析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同时,多甫拉托夫简单平实的叙事风格背后蕴含着高超的现代叙事技巧,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模式,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关系复杂,通过这两方面的探讨,析出其小说的现代形式特点。作为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后现代叙事既有苏联本土化的后现代特征,又有很多独特之处。他对苏联神话和宏大叙事的解构和颠覆不是采取庄严的控诉和揭露的方式,而是在笑谑中进行的。他采用以个人经历为素材的“伪纪实主义”的本真叙事,对存在的荒诞进行充分具体的、形而下的关注,从而为他的后现代叙事涂抹了浓重的写实色彩。最后通过对代表性作品《营区》的具体分析,进一步阐释其后现代叙事特征。借以证明多甫拉托夫的叙事的确融传统与现代于炉,使他跻身于“经典作家”、“严肃文学作家”的行列,并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最正常的作家”。第四章分别从作品人物与创作原型的关系以及“边缘人”特质两个方面分析多甫拉托夫小说的人物形象。其小说中的“我”,也就是那个经常被叫作“多甫拉托夫”的人物与作者是一种“同貌人”关系,读者几乎在每一部小说中都会遇到他,他时而与作者本人几乎重叠,时而与作者相距甚远,这是多甫拉托夫塑造主人公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我建构、自我追寻的手段。亲朋好友、同时代作家是多甫拉托夫作品中的另一类人物,他们通常也以真名实姓出现在小说中,使得他的小说读起来像是一则则名人逸事,但读者马上会发现“纪实”下面的“虚构”：同一句话经常出自不同人物之口,同一件事经常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连作者本人出国移民的日期,与妻子相识的经过都有不同的版本,这便是多甫拉托夫所言的“伪纪实主义”。因而,他笔下的那些名人轶事,实则是一场场多变、重复、滑稽的假面舞会,他的家族叙事则充满了浓郁的传奇和神话色彩。他的小说像一面哈哈镜,对真实人物进行了或夸张或变形的“加工改造”,看似真人真事,实为艺术虚构。经过“加工改造”的人物比原型更加生动有趣,庸常的现实生活也因此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变得有意义起来。“边缘性”是多甫拉托夫所有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居于主流的苏维埃文学一贯宣扬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塑造的多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而多甫拉托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则恰好与之相反。他对流浪汉、醉鬼、不走运的倒霉蛋、不被承认的天才情有独钟,因为他本人就属于这一群体。这种边缘人融合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小人物”和“多余人”的特质,但又与这两类人物不同,是这两类人物的当代变异。他们如同巴赫金的“骗子、傻瓜和小丑”,慵懒、酗酒、疏离和孤独、适时妥协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同时在创作中,作者并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始终与作品中的人物保持着一种平等关系,极少直接去评判他们的行为。纵观其一生,多甫拉托夫始终以边缘人的姿态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不论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语境下,还是在流落他乡的异质文化背景中,他都坚守自己的写作方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尽管身处逆境,却能够坦然面对它,进而获得心灵的自由,才是由边缘人通向成功人生的钥匙。多甫拉托夫从一个处处碰壁、默默无闻的边缘人成长为一名显赫作家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心可以被边缘取代,边缘亦可转化为中心。本论文在对多甫拉托夫的创作文本进行美学和历史关照的基础上,展示俄罗斯侨民文学这一独特历史文化现象的思想艺术个性,为探讨20世纪两个世界性的社会和文化概念——流亡和边缘化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范例,同时,还可以引起对六、七十年代列宁格勒文学这个被忽视的文学领域的注意。通过对多甫拉托夫由“边缘”到“中心”转变的各种因素的剖析,可以为我们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消除“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绝对对立的思维范式,走向多元共生的对话语境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