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疫病,特别是重大动物疫病,严重影响行业发展、生态环境、市场稳定、食品安全,甚至威胁人体健康。养殖户是动物疫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如何规制和激励养殖户更好地预防和控制动物疫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动物疫病的外部性要求公共政策干预,近年来我国疫病防控政策体系不断加强和完善。但由养殖户行为引起的公共卫生事件依然常见,如隐瞒疫情、丢弃和售卖病死禽畜等现象。这引发了本文对于政策为何不能有效约束和激励养殖户防控的思考。基于传统的成本收益理论的防控政策分析不能刻画政策对规制主体的激励结构。在我国养殖户基数庞大,监管资源有限,养殖户与政府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政策对于养殖户防控激励作用凸显,激励相容是保证规制效率的条件。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养殖户疫病防控决策机制,以及当前动物疫病防控政策是否实现激励相容,为何没有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分析政策的规制和激励效果,首先需要了解养殖户疫病防控决策机制。本文将动物疫病防控决策划分为事前预防和事后控制阶段,并根据疫病类型分为一般和重大动物疫病。在不同阶段和疫病类型下,养殖户决策环境和机制不同;在此基础上,分析政策对养殖户防控的规制和激励作用及政策组合。根据此研究思路,本文首先以效用最大化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养殖户疫病防控的决策机制,并以广东省家禽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然后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使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政策的规制和激励作用,和不同政策目标下最优政策组合,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了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在养殖户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理论推演结果显示:第一,在一般疫病情景下,疫情发生前,养殖户依据防疫措施对疫病损失避免程度的预期,做出使效用最大化的防疫要素投入决策,且不同防疫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和互补关系;疫病发生后对病死禽的处理决策取决于无害化处理成本、政府监管力度和病死禽售卖收益;第二,在重大疫病情景下,养殖户首先决定是否报告疫情,这取决于扑杀补偿水平、监管和惩罚程度、违规售卖收益。然后,养殖户决定防疫要素的投入程度,在选择报告疫情的情况下,最优防疫要素投入取决于补偿水平,且补偿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养殖户的要素投入;如果选择不报告疫情,则养殖户最优要素投入与监管和惩罚程度正相关,与售卖收益负相关;第三,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补偿、监管和惩罚措施改变养殖户疫情报告边界,激励养殖户揭露疫情。并通过调整补偿程度激励养殖户投入社会最优的防疫要素水平,但养殖户必须承担一定程度的疫病损失风险。(2)养殖户预防阶段的要素投入决策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预防措施成本和收益对各要素投入影响不一:疫苗成本、劳动力成本对相应要素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疫苗收益和劳动力收益对要素投入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养殖规范收益对规范措施的实施有显著正向影响。防疫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第二,对于禽流感的预防,监管强度显著增加养殖户禽流感疫苗投入次数,强制扑杀政策会增加养殖户疫苗投入次数,但补偿政策并没有显著增加禽流感疫苗的使用,家禽出售时的检验力度也会增加疫苗使用,因为减少了违规售卖的可能性。该结果说明,当前强制命令型政策依然是影响养殖户禽流感预防的主要政策因素,而经济激励型政策没有发挥作用。另外,认为禽流感损失风险越大则禽流感疫苗使用频次越多,但疫苗成本和收益对疫苗次数投入并无显著影响。(3)养殖户事后控制阶段决策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一般疫病情景下,家禽出售时的监管力度显著影响养殖户对病禽的处理行为,其他政策因素没有显著影响。控制变量中的病禽危害程度的认知、合约养殖、散养户等显著影响病死禽的处理行为;第二,禽流感疫情下,扑杀补偿政策的认知水平和病死禽违规处理惩罚程度都显著正向影响疫情报告决策,违规售卖收益变量不显著,但无害化处理成本越高(不报告的机会成本),则越可能报告疫情。另外,监管和惩罚政策还会显著影响养殖户禽流感扑杀配合意愿和染病家禽处理方式的选择。该结果表明,强制命令型政策对养殖户不同疫病控制决策也有广泛影响,而激励型政策只对疫情报告决策有影响。(4)政策规制和激励的数值模拟结果发现:第一,当前禽流感防控政策没有达到激励养殖户报告疫情和投入足够预防要素的效果,也没有达到成本最小化或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下的最优政策组合水平;第二,以当前模型和参数为基准,在防疫技术的限制下,存在激励养殖户报告疫情并投入最大程度防疫要素的补偿、监管和处罚程度的可行区间,且补偿对风险规避高的养殖户要素投入的影响更大;第三,若政府疫病管理目标为社会成本最小化,则最优政策组合中,高惩罚、高监管和低补偿程度能够使社会成本更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监管资源浪费;若政府管理目标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则最优的监管和惩罚应处于较低水平,补偿水平需要在大于报告边界且小于防疫要素被替代的临界点内变动,且该临界点对较低风险规避程度的养殖户来说较小;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强调高补偿和低监管的政策组合,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损失也较低。另外,成本最小化目标下的社会成本小于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社会成本,因此,政府有激励实施成本最小化的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