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开始关注系统性风险，2010年欧债危机的出现让学者们意识到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接连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事件让监管机构不得不进一步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立均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全球金融稳定的发展环境。2013年出现的“钱荒”事件和2015年的“股灾”事件对我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支柱企业，相依性的存在使单个银行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随着银行间关联网络迅速扩散，对我国整个银行业乃至金融体系的稳定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对关联性的重视是实现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重要环节。
　　Almeida等（2017）及Geluk和Ng（2006）主要利用左尾极值建模分析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表明左尾极值包含了系统性风险的信息。Adrian和Brunnermeier（2016）和Acharya等（2012）分别提出了?CoVaR和MES这两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Oh和Patton（2018）、Gencay和Selcuk（2004）分别使用Copula函数和极值理论对金融机构的关联性进行刻画，侧重分析两个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并未对更高维度的相依性分析有较多的涉及。因此，基于左尾极值从高维相依性视角展开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分析尚无定论。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现阶段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和潜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在系统性风险领域的考察必然需要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扮演着无法取代的关键地位，既是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也是维系金融稳定以及经济稳定的重要部门，所以将银行业作为对象展开研究是合理的。因此，本文立足于我国银行业，通过对该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考察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预测及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这两个问题。
　　本文从高维联合尾部相依性的视角出发，探究各个银行极端事件对系统相依性的溢出效应，并据此识别系统重要性银行；再将滞后效应纳入考察，构造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及久期两个指标，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测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使用2008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内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每日收益率数据，分析了各银行的溢出效应、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的变化趋势，同时对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探讨银行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的动态驱动因素，为监管机构提供有价值的监管指导。
　　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1）银行自身的溢出效应分布越分散，银行整体的相依性程度越低，系统性风险也相应较低，反映出分散的单个银行溢出效应有利于控制系统性风险。（2）随着银行业高维联合相依性的降低，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影响会随着传染力度的降低而减小，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也会相对降低，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实现。（3）如若银行间的高维联合尾部相依性存在一段时间，相较于系统性风险自相关因素外，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将更多依赖于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的变化。（4）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预测效力，使用银行的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这两个指标可以实现系统性风险的识别，达到风险预警的作用。（5）银行规模、存贷比以及不良贷款率的增加均会导致溢出效应和久期的增加；相反，总资产收益率的上升会降低溢出效应和久期，因此对银行的融资来源和资金使用状况等应严格控制，避免关联性升高导致系统性风险升高。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使用高维度尾部建模的方法获取各银行股票收益率左尾所包含的信息，能更多地挖掘出被二维建模或者单个银行分析中遗漏的重要信息，也能从投资组合的视角分析银行极端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2）本文构造的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及久期能分别从影响强度和持久程度两个角度考察由某个银行冲击带来的影响，极端事件冲击持久性的度量为系统性风险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多的考察维度。（3）通过对影响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的因素的分析，考虑这两个指标对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效力，能为监管者指明监管方向和目标，也能从新的监管视角对重要性银行进行识别。
　　由于研究水平不足，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1）本文仅选取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中，证券业、保险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企业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层面的涵盖整个金融体系，还可以考察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2）在对平均超额溢出效应和久期的动态驱动因素考察中，使用了相同的解释变量，理论上二者的影响因素应当有一定的差异，这些被忽视的指标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控制也许具有不同的作用。后续研究中可以将《巴塞尔协议Ⅲ》中提及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指标以及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等纳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