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作为当代大思想家,有着深厚的学养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钱钟书评价余英时“独步海外”,李泽厚评价他“余英时被公认为中学功底相当好,远超其他人”。对于著述颇丰的余英时来说,对于中国“士”的研究,是其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以冷静客观的气质,严谨中正的治学态度,对中国思想进行了独到了分析和评价,虽然他没有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但他对所涉及的学术史也相对较为全面。余英时用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将对传统文化的解释还原到历史当中,同时注意多元文化的立场,将中国文化放到同时期的文化大背景下,比较中西思想文化上的异同,这样鲜明的特点使得余英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独树一帜。本文通过对余英时关于士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分析,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出现与发展兴盛。从对余英时关于知识分子类型的分析中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之间的差别,从古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产生。从弃儒从贾、义利之辨当中看出。现代形态下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转变。通过对余英时依道问政的具体分析,看到知识分子“至于道”和一直处于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尴尬处境。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当中,大体上将“士”在不同阶段的历史面貌展现了出来。他所刻画出的是“士”的理想典型的一面,虽然中国史上可能没有真正符合理想的“士”,但是这样的理想典型的存在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余英时承认“士”作为社会良心,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必须要在实际当中超越个人和集体的私立,但并不因此就认为“士”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士”的超越性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余英时否定了对“士”所持的社会属性决定论,认为将“士”看作是学者、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看法是存在偏见的,这是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