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石》产生于商业经济迅速渗透的时代。一方面,商人从极度压抑的环境中走出来,先在成化、弘治间取得了小规模的成功,继而带动了全国经商的热情。另一方面,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连年的水旱灾害,又使社会结构呈现出外壳华丽,内核萎缩的局面。受王阳明、李贽等思想家的影响,文人、作家纷纷摆脱束缚,将视野投向旧时代正宗文士所不屑的现实题材,并主动担负起以小说来“挽救世道人心”的重任。《五色石》更是明确提出“学女娲氏之补天”的创作原则,以“补天”为宗旨,重点补“无形之天”,企图借小说揭露黑暗社会,净化扭曲的人性。针对社会黑暗,《五色石》不仅借“清官”表明其尚“理”态度,亦通过至高无上的“宰官”——“天”,进一步加强惩戒力度。作品中的“清官”、“好官”全然无视法律,皆不过依“理”而断,实际上已经由法律的“代言人”变成了作者观念的“代言人”。其在公案叙事中表现出的尚“理”倾向,与《型世言》十分相似。通过“天”来评判“人事”,强行改变事物发展规律,扭转人物命运的做法,则体现出作者强硬的主观意识。针对家庭缺陷,《五色石》主要通过惩治“妒妇”实现“妻妾和顺,母子团圆”。《双雕庆》中,笔炼阁主人特意选择了衙门吵闹一事,使仇氏颜面尽失,最终选择在家出家,排除了阻梗在“才子”樊植与“佳人”羽娘中的最大障碍。但妒妇出丑自惭,必须具备多种发生机制,缺乏现实可行性。作品中,作者虽借山匪惩治了妒妇,为长期处于水生火热中的知识分子“出了口恶气”,却不能为现实婚姻所借鉴。针对个人,《五色石》尤其关注青年男、女的情爱选择,开篇即提出“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佳人定当配才子”的“补天”希冀。此叙事中,男、女主角形象、品格皆优,才貌相当、两情相悦。人物配置与李渔《十二楼》相似,叙事操作与“三言”、“二拍”及其他作品亦有颇多相通之处。叙事风格雅致,颇具雅文化品格。叙事节奏较传统有所加快。叙事内容严格控制在“理”的范围内。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指导思想,仅在“酬诗递柬”环节就有明显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