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研究的是“各种+X”格式的表量情况。通过搜集大量语料,根据“X”的不同,对“各种+X”的表量情况进行细致地描写,得到了一个由常规“各种+X”到新兴“各种+X”的动态演变过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并介绍了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等基本情况。第二、三、四、五、六章是文章的正文部分。根据成分“X”的不同,分别成章。每部分根据量类进行更细致地划分,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研究的是“各种+X”格式的表量情况。通过搜集大量语料,根据“X”的不同,对“各种+X”的表量情况进行细致地描写,得到了一个由常规“各种+X”到新兴“各种+X”的动态演变过程。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并介绍了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等基本情况。
第二、三、四、五、六章是文章的正文部分。根据成分“X”的不同,分别成章。每部分根据量类进行更细致地划分,并给出具体的判断标准。第二章考察“各种+NP”,根据量的类型可以分为事物量、事件量和程度量,此外还包括一种特殊的情感量。第三章考察“各种+VP”,主要表事件量。事件量中有不同的量维,有个体维、时间维、次数维、幅度维、速度维和方式维。第四章考察“各种+AP”,一般表程度量,表事物量时往往在句法或者语义上缺少成分。第五章考察“各种+I”,对其表量的倾向性进行统计,发现它倾向表程度量。第六章探讨相关问题。我们发现:“各种”可以起到增量的作用,分为语义增量和语用增量两种情况;也对影响该格式表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是语境和音节对其表量有影响;还发现了“各种”与“小”和其他高量词语共现时,整个格式量的变化情况;最后根据前面搜索的语料情况以及相应的分析,发现“各种+X”的变化过程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对其每一步的发展都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及价值。
其他文献
汉语自媒体文本的情绪分析是目前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以计算机处理为技术支撑的研究中,自媒体文本情绪识别因文本语言形式多样,句子结构灵活,内容丰富等原因无法呈现较好的准确性。本文基于汉语自媒体文本的特点,通过对汉语自媒体文本中单句和篇章的情绪表达分析,归纳情绪重心生成及变化的规律,旨在提高汉语自媒体文本情绪识别的准确性。 本文面向微博为代表的汉语自媒体短文本展开研究,主要工作包括:一,描述单句内
本文旨在以一种酷儿理论的视角对热内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小说作品中的空间、道德、性别和神圣性等进行系统性分析,从而探讨热内的小说与酷儿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第一章梳理了酷儿理论的理论渊源以及酷儿理论的应用模式,阐明酷儿理论进入热内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酷儿理论与社会学及男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研究之间的渊源关系成为酷儿理论遭遇误解甚至反对的原因所在。通过酷儿理论与热内小说的相互阐释,为解读热内小说的同时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打工潮,打工文学以其特有的叙事风格以及叙述内容逐渐引起各界的关注。在9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打工文学作家结合自己的打工经历,用文字记录了沉默的打工世界,书写了这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引起了打工群体的情感共鸣,打工文学也得以迅速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初的情感共鸣逐渐冷却后,打工文学的写作弊端开始显现,其艺术水平和文学价值频繁受到质疑。 王十月作为打工文学的代
文夕的“三花系列”——《野兰花》《海棠花》《罂粟花》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时十分轰动,引起小说评论界热议。而后,由于话题的敏感性,《罂粟花》在一段时期内被禁,文夕也离开深圳并终止了文学创作,鲜有评论者对她的作品进行研究。文夕因刻画二奶形象而成为边缘化的作家,“三花系列”也成为边缘化的作品。笔者试图挖掘“三花系列”被埋藏的价值,并借此呼吁学界关注边缘化的作家、作品及人物形象。 第一章论述富凤阁中的二
作为曹禺戏剧生命的又一高峰,《北京人》因其诗化风格与丰富内蕴始终为研究者所乐道,然而赞誉、解读不断的同时,其版本变迁却少有人关注。实际上,自1941年初版以来,大大小小的修改已使这部剧作出现多个版本,不仅对剧作的经典化过程及不同时期的理解阐释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更内在地反映出曹禺与时代话语间明显存在的拉锯与磨合。本文试从《北京人》的版本变迁入手,通过梳理、互校分析其各版本间的本质差异,并探究于此背后
与80年代相比,现今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原自身也几经沉浮,遭受了不同的境遇。这些变化使得他的近作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开始对“形而下”的现实题材报以关注。但是,无论写作题材怎样变化,马原始终坚持着虚构立场,并且一辈子只着迷两个方向:形而上和诗意。本文将直面马原的近作本身,从文本出发,探寻其身逢变故之后寻找到的形而上和诗意。 绪论部分力图通过对文学史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梳理还原马原作为先锋派
塔可夫斯基认为电影不是理念的阐述,而是直接观察的真实。这种真实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的真实,这与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我们从现象学角度考察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出发点。 我们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出发,把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空间分为身体空间、被知觉的外部空间和被体验的主观空间三种。 镜头是电影的眼睛,录音设备是电影的耳朵,演员的躯体承担着电影的运动。塔可夫斯基电影空间通过
《皇明诏令》一书收录了自明太祖登基至嘉靖十八年间明朝历代皇帝(建文帝除外)的勅书诏令,系明人写作、明人刊刻,可作为时代明确、真实可靠的语言资料加以使用。在《皇明诏令》一书中,部分勅书诏令采用当时简洁而生动的口语写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汉语口语的真实面貌,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对《皇明诏令》白话勅令中的语言现象进行详细的描写、分析,并把它与同时期的其他白话资料相比照,对於近代汉语词汇、语法
史达祖是南宋清雅词派的代表词人之一。其“梅溪句法”在词的创作领域具有典范性,为历代词家所称道。史达祖的创作技法、创作理念、词学观念等集中体现于其词集《梅溪词》中。《梅溪词》中用调来源丰富,对唐、五代、宋的词调均有使用,或出自他人,或出自己手。其中,小令、中调、长调均有涉及,形式多样。史达祖对前人已有词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积极创制新声。使用词调时,对词韵、字声、句拍等要素运用灵活,从不拘泥,以多变
截止目前,学者们关于吴组缃小说的研究,多聚焦于其“社会剖析派”作家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吴组缃从小在蒙塾接受传统教育,他于1929年夏天考入清华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这种教育经历,使得其身上积淀着古典传统文学的精神给养,这在其作品中也有着隐或显的呈现。在中年和老年阶段,吴组缃将精力投入于教学工作和古典文学研究之中,古典文学与他联系紧密。古典传统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