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加上“史学变革”的影响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时代使命感的推动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握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我们考察这一史学现象的前提。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学理论建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史学研究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对各种错误史学观点的批判,重视历史主义的人物评价观和“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等。此外,史家还关注史学与现实的结合,将史学研究与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这一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进步。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又一个主要领域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情况看,史家侯外庐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史家吕振羽和吴泽的原始社会史和殷周奴隶社会史研究成就也狠突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真相被人所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呼应了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形态理论。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很多,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先秦诸子思想、明清哲学思想,涉及到的史家主要有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和嵇文甫等,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极大,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通史的撰述,这一研究是抗战时期诸多史家极力主张、追求的目标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分内容通过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观点、编写方法等的探讨,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对比研究,论述了史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贡献。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的重大事件,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和演变,既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抗战及其以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过渡关注现实,“借古说今”等,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史学,以便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