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结构上梳理了日本奈良至平安中期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对平安御灵会的思想来源和性质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观点。本文由引言、正文第一至第四章和结论组成。引言部分回顾了御灵会与御灵信仰的研究史,并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明确了命题范围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通过分析奈良时代关于疫病的记录,发现描述疫病原因的用词从“疫气”变成了“疫厉”,同时针对疫病的祭祀行为从自然信仰中分离,认为这两点均反映了当时疫病观念发生了变化。第二章根据平安贞观五年(863)御灵会及其祭祀对象的五个怨灵的受祭祀记录,分析了怨灵作祟观念与疫病观念结合的过程。结合傩仪改称及方相氏角色变化的问题,得出了奈良至平安前期的疫病观念发展过程符合灾厄观发展三阶段理论的结论,并且平安前期正处于灾厄观发展理论中的第二阶段。第三章通过分析贞观五年后御灵会的记录,把这一时期的御灵会按祭祀对象划分为两类型。认为其中一类型出现了灾厄观发展三阶段理论中指出的,在第三阶段才会出现的疫神观念。并强调了这两类御灵会都与平安贞观五年御灵会无明确的继承关系。第四章首先指出了奈良宝龟年间举行的疫神祭祀与前面分析得出的平安前期正处于第二阶段的结论有矛盾。为解决该矛盾,接下来论证了疫神观念与古代日本的作祟神无明确继承关系,然后通过分析汉神信仰的相关记录及《春记》中的唐神记录,得出了汉神信仰带来了疫神观念的结论。又结合天平七年(735)由来自大陆和半岛的使者传入疫病的事件与同年道飨祭举办的关系,认为外来的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随疫病传到日本,是奈良时代疫病观念变化和宝龟年间疫神祭祀出现的原因。最后论证了中国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的发展早于日本,在汉代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的发展。结论部分总结得出,因为早在奈良时代中国的疫神观念已经传入,所以日本的疫病观念和疫神信仰在发展过程中基本跳过了祭祀疫鬼的阶段,使得属于这一阶段的平安贞观五年御灵会只进行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