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作为我国优秀的文言小说在明清小说史上地位重要,其所受佛学思想影响甚巨,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众多。本文以疾病观念作为切入点,进行《聊斋志异》与佛经的比较研究工作,以寻得《聊斋志异》与佛学关系研究的新维度。以疾病观念切入《聊斋志异》与佛经的相关比较,为二者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二者疾病观的异同反映了《聊斋志异》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佛经所具有的古印度文化传统的同构性与异质性。通过对于文本的爬梳,将《聊斋志异》中有关疾病书写的文本进行了全面整理,通过对《大藏经》中佛经的拣择,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疾病表述相关经卷,二者的比较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展开。一、对于疾病认识的比较,二、疾病病因观念的比较,三、疾病愈疗思想的比较。在对于疾病的认识上,《聊斋志异》与佛经展现了差异性与共同性。关于疾病认识既有“以疾病为苦”的共同价值认识,也有以疾病为身体之“异”或“非异”的分野。在疾病的病因观念中,《聊斋志异》与佛经表现了基于相似性的差异性,《聊斋志异》与佛经都有基于中印各自医学传统的病因观,即“阴阳五行不合”与“四大不调”,也有关于巫鬼致病,果报致病等病因观,在果报致病的观念中,《聊斋志异》与佛经反映了中国古代果报观与来自印度佛教的果报观念的不同。在疾病愈疗观的比较中,《聊斋志异》与佛经基于相似性的差异性也有所展现,对应“阴阳五行不合”、“四大不调”与巫鬼致病、果报致病等病因观念,《聊斋志异》与佛经展现了对应的愈疗思想,分别为药物治疗、巫术治疗、伦理道德与智慧完善治疗等思想。然而对待“药物治疗”,《聊斋志异》与佛经的认可程度存在分歧,在采用巫术治疗的具体形式方面,《聊斋志异》与佛经也有基于中印文化差异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待果报类疾病的治疗中,《聊斋志异》提出了基于社会群体层面的伦理道德完善,佛经则提出依靠个体的“智慧”加以治疗的方案,反映了中国古代重伦理思想与印度重“智慧”思想传统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