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翻译活动都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孤立进行,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利话语的左右,翻译成为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行为。“一切服务于革命”的指导方针贯穿了整个十七年的翻译史,翻译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这一角色在十七年期间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虽然这一期间的翻译成就可谓斐然,但在对原文作者和作品的选择上却出现了一定的偏颇,一些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未能得到及时的译介。论文在简要介绍中国翻译活动和主要翻译理论,以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两大转向之后,从时期的选择、国别的选择和类别的选择三个方面阐明了该文的选题原因。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诗学理念统领的十七年期间,中国对作家和作品的译介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十七年语境对英美剧作家和剧作的选择虽然有力地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但与此同时,这种选择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也不免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中国民众面前展现了一幅不全面的、扭曲的、并有着一定误导性的英美戏剧图谱。在探讨十七年间英美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状况过程中,笔者无意局限于对静态的翻译文本的罗列和梳理,亦无意于评论各个译本的优缺点及各位译者的迥然相异的翻译策略,而是希望透过十七年间英美戏剧翻译这一“斑”,同时借用文化学派的主要理论,力求窥到社会大环境对翻译活动之影响以及翻译活动所扮演的历史文化角色这一“豹”。论文在探讨了十七年间英美戏剧翻译的制约因素之后,深入研究了莎士比亚、肖伯纳、莉莲·海尔曼和克利福德·奥德茨之戏剧作品的译介原因,并进一步对奥斯卡·王尔德和尤金·奥尼尔在十七年间的“缺席”原因进行了仔细剖析,力求从另外一个侧面来透视出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所进行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