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性的危机与重建问题，仍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理性危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本身固有的缺陷是其重要方面。本文从三个角度开展研究，得出理性未来的发展趋向在于再次回归语境:一是对理性发展历史的梳理与反思以及对未来趋向的展望;二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后现代科学研究实践的角度开展研究;三是从实证案例角度，即通过分析案例中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三大理性的关系及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进行验证。　　研究中，纵向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条。　　人脑特定的生理结构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它还使人类的理性思维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既表现有普遍、似同的一面，也表现有特殊、境域的一面。远古人类在理性思维特征方面同样具有逻辑化特征，但思维“主客不分”的特征使理性表现出语境性的一面。古希腊以来，逻辑理性成为西方理性主义的重要特征，它的形成可由西方特有的“意欲向前”的文化路向，以及与自然博弈的文化这个视角得到解释。理性在从古希腊以后的发展中，数学理性和逻辑理性得到突出发展，在发展中理性逐渐发生了去语境化转变。　　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开始把理性运用于解释宗教，但走的仍然是一条逻辑化的道路。近代科学兴起，科学理性凸现，在认知路线上经历了从“本质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转变;在世界观上确立了普遍的机械自然观;在方法论上则形成了逻辑性的数学化方法，这些使近代科学理性成为“一种封闭的、绝对化的唯科学主义理性观”，片面、僵化、抽象等不足开始显现，为该理性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但同时，也为它向对立面转化提供了可能。两次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提供了在相当长远和广阔的时空内相对一致和稳定的案例，为技术理性抽象提供了实践基础。近代科学理性的缺陷与技术理性的膨胀促使价值理性的显现和提升。　　未来科学的发展，将在更宏观与更微观的领域展开，并把事物的分岔、混沌、随机等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对象。后现代科学不仅在对象方法上不同于现代科学，而且在规范上将以宽容、理解与协作、创造、自律与他律等新的范式实现对现代科学范式的扬弃。在现代与后现代科学面前，近现代理性先验、抽象、形而上学等特征得以暴露。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为理性的语境性转向提供了动力。西方在理性重建方面提出了“从理性到合理性”、“从权威理性到批判理性”、“从先验理性到实践理性”转变的理性重建思想，所给出的理论普遍包含了理性重建的语境化方向。　　在横向方面，对理性的基本内涵作了中西比较研究，对语境以及语境论研究方法作了深入探讨。特别地，对显得混乱的诸多某某理性，从分类、称谓的选择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厘清。同时，提出两点看法:理性在形式上的泛化使理性在形式意义上表现出语境化的一面;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主要形式。本文提出“大逻辑观”概念，来回答未来语境中理性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指出应该重建一种“在特定语境下广泛包容直觉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等”的逻辑观。　　理性具有生态性存在的一面，理性生态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社会功能。未来，理性生态系统将走向更加复杂，几大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标准更加语境化、嵌入化的发展趋势。理性生态的和谐，对社会良性运行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理性生态具有不和谐的一面。技术理性泛化，科学理性、价值理性相对衰微;社会观念系统中反主流多元化思想的泛滥等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理性生态应关注:以科学理性为基础，增强价值理性引导力，遏制技术理性张狂;树立多元与主流合理共存的观念体系等。　　汶川地震和中西医论争的案例，为人们理解后现代科学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提供了素材;同时，为理解三大理性在实践中表现的语境性、几大理性及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生态性提供了现实材料。研究结论表明:理性必须与特定实践和具体的语境相结合，才有其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