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统的计量模型在建模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任意性,其理论基础并不严谨,受到了以Lucas (1976)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攻击。针对这种批评,凯恩斯主义学派在Kydland and Prescott (1982)所开发的BBC模型的基础上,用价格粘性假设取代了新古典学派的市场出清假设,并以分析家庭、厂商等微观主体的最优选择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具有坚实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结构化的DSGE模型。DSGE模型中的结构参数在进行政策分析是被假定是固定不变的,而对于不同政策机制下的政策选择,各政策参数是可变动的。具体地,在政策分析过程中假设结构参数固定,即其不随政策参数的改变而变动,再通过包含理性预期的等式演变出可以描述变量动态演化路径的方程,这样做的结果会改变原系数矩阵中相对应元素的取值,这与反映参数不随政策参数的改变而变动的传统计量经济模型存在本质的区别。此外,DSGE模型能够引入经济体中的各种摩擦,使其包含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因此,相比传统的计量方法,DSGE模型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经济政策分析。本文所使用用的DSGE模型来源于Bernanke, Gertler and Gilchrist(1999)。经济学界称其为BGG模型。与其他模型的DSGE模型相比,BGG模型除了分析货币政策对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以外,还对资产价格和企业外部融资收益等指标进行了考量。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BGG模型在传统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描述从企业融资层面出发的具有资本市场摩擦的金融加速器假说。其主要的内在逻辑大致可以描述为：当经济出现衰退时,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出现恶化,反映其经营状况的资产负债表会出现令外部投资者担忧的变化,并会据此认为企业的违约风险会上升,贷款者此时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息来弥补其所面临的风险。于是,企业的融资能力受到影响,融资渠道不畅又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降低了企业净值,企业净值的降低又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能力,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针对BGG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过去十年中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了论证,其结论大致上是一致的,即肯定了该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认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具有BGG模型所描述的特性。本文的分析正是在这一结论上进行的,本文主要考察了央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执行之后,我国宏观经济的各主要指标的变动情况,通过动态数值模拟分析,我们得到下面若干结论：对应于一次负向的利率调整,我国经济中的总产出会出现一次跳跃式的上升,会在相当长的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稳态水平之上,由此可见,我国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提高总产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积极有效的。另一方面,当政府支出正向调整时,总产出也会出现增加,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同,在我国政府购买的增加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从企业层面来观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提高资本收益率的同时,降低了实际利率,所以企业的外部融资收益会出现增加的情况,这就会使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畅通,企业会借此进行扩张,从而对资产的需求会上升,从而资产价格也会上升。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对我国2000年以后的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了分析,利用了X-12季节调整方法与参数校准等方法确定了BGG模型中的结构参数,并结合贝叶斯估计对我国的利率规则参数进行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