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市场的研究，长期以来分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独占领域。这不仅造成了学科分化，还导致了国家与市场的割裂研究。目前，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层面，主要分析资本管制的经济学意义，如资本管制的成本与收益，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和路径等。此种研究的前提之一，就是遵照传统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国家视同一个理性的行为体。按这一路径分析时，通常把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制度条件统一视为该行为体面对的外生的选择集合，而忽略了国家这一行为体并不是抽象存在的。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当一个国家做出资本管制决策时，国内的政治制度条件在绝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因素，如同一个生物体面对外部刺激，其内部的生理结构是令其做出相应反射的基础。传统上看，资本管制政策应是经济学的领域，但实际上，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时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就进入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本文试图将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研究拉进中国权力结构的语境，并不是抹煞资本管制的经济学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来说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这是由中国威权治理体制决定的。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变化，在绝大程度上是配合中国经济的转型。在“自上而下”启动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官僚体系的决策过程制约着资本管制政策的内容及出台时机。在中央政府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对中国资本管制制度的塑造不可忽视。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预案、立法和执行等政治过程中总能见到地方政府的身影。在经济转型的各个时期，中国崛起了不同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参与资本管制政策制定时，都面临着被其“俘获”的问题。因此，要研究中国资本管制政策，需进入中国政治决策过程，分析资本管制政策背后的决策部门设置、偏好及利益等。本文试图综合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研究成果，抽象出更符合分析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理论模式，更好地评价、预测未来中国资本管制制度。这一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国家的“黑匣子”，解释了国内刺激如何转化为对外经济政策。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官僚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结构及利益集团等国内政治因素，对1978年以来中国资本管制政策变化的作用机制。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国内微观决策机制，这体现了作者尝试打通国际关系学与国内政治学交叉地带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