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社会是一群人与所有人的价值集合。由于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人类个体的行为可能会偏离乃至违背组织与社会的整体目标要求,如何将这种偏离与偏差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规模与水平内,这是人类社会产生内部控制制度的根本诉求。对于这一问题,现代西方内部控制以“防御”为制度依归,强调各种刚性十足的标准与规则的应用,试图以详细、无所不包的制度对员工的行为形成严密的“外律”。这种目标定位与设计思路,使现代西方内部控制依赖于高度的工具理性,呈现出“物化”的模式。近年来以COSO报告为代表的西方内部控制风靡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纷纷借鉴COSO报告以建设自己的内部控制体系,表明这种以“物化”为特征的思维已经成为当今内控制度设计的主流思想。然而,反思近年来内部控制建设的发展,在成绩之外,我们发现存在两类问题。一是,对价值理性关注的不足为西方内部控制在目标定位、方法选择上带来诸多局限,导致实践效果不佳。二是,中国内部控制建设存在“拿来主义”的倾向,较少考虑到了我国实际情况和文化差异。这一方面导致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虽然看似规范严密,但却实效不彰,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的内部控制研究始终扮演着模仿和追随的角色,缺乏原创性、根源性贡献,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立足于中国本土情境,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着眼于以东方理念、东方思想、东方实践,来探讨面对西方内控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成熟的内控元素融为一体,最终求得既适合中国发展又能对国际内控产生示范作用的内部控制。具体而言,本文以先秦诸子古籍为依托,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源进行回溯,从中凝练出与内部控制有关的内容,并加以整理分析,最终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内部控制的“心化”内控模式,其与现行西方范式的内部控制有以下显著差异之处:(1)内部控制目标。从人性中“善”的期待和理解出发,相较于“防御”特征的“外律”式内控而言,“心化”内控更为强调主动在人的内心建立起共有价值观规范,引导个体不断完善与成熟自我心智的模式,实现自我行为控制,最终保障内部控制的实现。(2)内部控制的主客体。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出发,内部控制的边界不仅局限于单个组织层面,而是向社会整体拓展,将控制主体与客体相融合。以全社会层面自上而下确立共有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为依托,对内部控制的方向进行把握与引导。以组织层面的内部控制为承启,对内部控制行为进行落实。以个体层面的自我控制为根基,将控制转变为自我完善与约束的要求,实现控制由“他控”到“已控”,从“外律”到“内求”的转变。(3)内部控制方法。从内心秩序的规范与外部行为的规范相结合出发,以人的社会角色为单位,通过社会共有价值观的角色之“道”来承载其相应的责任、义务与行为规范。建立“我应该怎样”的内心秩序,在源头上降低个体行为偏离于整体目标的程度。在外部行为规范中,为个体建立了“我如何做”的行为指引,并以“必罚”的奖惩机制为人的行为划定边界,追求对人心的震慑而不是“惩罚”本身,实现“正心”到“正行”的演进。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对人性和人行为基本层面的教化与强力引导,从而使个体与组织从灵魂深处认同并自愿自觉接受共有价值观的约束,是中国内控文化对世界内控独一无二的贡献。如何把中国传统内控以正心律己为核心的“心化”内控做法,与西方重视制度建设与严格执行的“物化”内控经验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心化”与“物化”内控的有机结合并相机发挥积极作用,以对内部控制全面实现目标提供系统的理论与实践保障,则有可能形成真正满足中国内控事业发展需要的体现中国精神又具有国际通用借鉴价值的内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