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杂剧中以汴梁为主要故事发生地的杂剧有43本之多。而这些杂剧,又多以开封府、相国寺为主要叙事空间,还有部分杂剧则展现了汴梁的商业现象。可见,开封府、相国寺及汴梁的商业现象都具有其独特的意义。金元时期社会法制不完善,在统治者的暴力统治下,杂剧作家社会地位低下,对公平公正的渴望催生了曲家们大量创作公案剧。而在北宋时期则有皇帝、亲王等出任开封府尹,由此在杂剧曲家心中开封府则代表了汉人最高的权利,拥有更高的审判权限,且更为公平、公正。因此,杂剧曲家便多以开封府作为杂剧中案件的审判地。开封府的公平公正的特点也帮助曲家们塑造了包拯、钱大尹、王翛然等一批清官形象。除了公案剧外,其他涉及到开封府的杂剧也多展现了开封府公平正义的特点。开封府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传达了杂剧曲家对金元时期民族压迫政策的控诉,及他们对法律及法治社会的期盼。相国寺自北宋始便是皇家寺院,也是汴梁城中最为繁华热闹的地点之一,因此相国寺成为了杂剧曲家笔下重要的叙事空间之一。相国寺作为佛教场所,其本身具有宗教祭祀的功能。杂剧作家安排主人公在相国寺内拜佛、开斋等,是曲家们宗教观的体现。同时,相国寺位于汴梁城的繁华中心,相国寺内也定期开展交易市场,每逢佳节还有娱乐活动,因此杂剧作家又多以相国寺来指代汴梁城的繁华之地。相国寺作为叙事空间,是推动剧中故事发展的重要场所。杂剧曲家们通过塑造相国寺这一文学形象来表达佛教思想,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对汴梁城中繁华的娱乐地点的向往及回忆。商业方面,元代酿酒业及典当业兴盛,因此金元杂剧中多涉及到酒务儿和解典库这两处商业场所,为剧中的故事发展及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也为人物提供了身份信息。另外,元代娱乐业盛行,城市中的勾栏众多,杂剧曲家与妓女的接触较多,因此在杂剧创作中多以妓女作为他们杂剧中的女主人公,可见汴梁娱乐业的发展为杂剧提供了故事素材。正是由于汴梁历代商业的发展,为金元杂剧提供了故事素材及叙事空间。综上,杂剧作家之所以选择汴梁作为叙事空间,从杂剧曲家本身来看,首先河南籍曲家对汴梁有着不解的情怀;其次金元时期一些到过汴梁游历的曲家如关汉卿、石君宝等也因为他们自身在汴梁的游历经验从而将汴梁设置为故事的发生地;另外一些生活在金元战争时期的杂剧作家们也以金都汴梁作为他们故乡的象征。从杂剧观众的角度来看,宋金元时期的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汴梁的文化及人口带入他地,汴梁的民间故事、传说等的传入为杂剧提供了故事本事,而汴梁人士流落他乡后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影响了杂剧曲家的创作,而生活在元代压迫统治下的汉族人更是对北宋时自由的社会充满了怀念及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