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始终遵循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取向。在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面临着诉讼资源紧张、案多人少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通过让被告人在审前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悔罪并签订具结书,积极配合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帮助办案人员尤其是基层办案人员缓解工作压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认罪答辩为前提,促进刑事案件分流,简化诉讼程序,寻求公正和效率的统一。在认罪认罚制度从试点到全面推广的过程中,适用率逐年提升,取得了很多成效,尤其是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见,但作为刑事诉讼领域的重大改革,该制度的推行必然面临与原有制度的衔接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上诉权的行使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所有被告人均可以在一审结束后提起上诉,但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已经在审前与控方协商达成一致,如果在一审后无合理依据又提起上诉,不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违背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还可能导致被害人不能及时获得补偿,因此有必要对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权行使问题加以研究。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中,对认罪上诉权的限制问题已经形成一定的经验,有些通过协商限制上诉,有些通过规定法定条件限制上诉,目的都是为了找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点。我国也应当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落实为出发点,构建适合我国认罪认罚案件的有限上诉制度。有限上诉制度应当在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础上,设定合理的上诉条件,以达到案件分流的效果,这样不仅能够保障被告人可以通过上诉的手段获得司法救济,实现对案件的纠错功能,还能够控制被告人因为留所服刑等缘由提起不当上诉的情况,达到案件的简繁分流,缓解司法工作压力,实现公正与效率两大目标的平衡,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