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31至1945年的抗战词坛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该时期的词学理论、题材内容、词艺风格、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其研究范围主要是:第一,1931至1936年间,与“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相关或表达抗日救国情绪的作品。风格方面批判梦窗、倡导苏辛者也应重点关注。第二,1937至1945年间所有词作皆应纳入考察范畴,不管任何题材,也不论多么偏离“抗日”中心,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战争的历史烙印。第三,1946年后,指那些庆祝抗战胜利,追忆抗战历程,回顾个人身世之词,此类作品暂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抗战词坛是亟待深入开发的学术富矿。首先,它是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边缘”文体,词体创作受政治牵绊较小,情感抒发十分自由,文学独立性很强,且其历史经验丰富,有着悠久的“诗词史”传统。至于音律和谐、雅俗共赏、交游娱乐等范式及功能更是新文学不具备的品质,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其次,它是百年词史的精彩一页。大批作家于抗战中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创作水平逐步走向成熟。彼时梦窗风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环境下的群体诉求,豪放词风成为各界拍手欢迎的新宠,词坛陡然兴起一场席卷南北的词风转变。第三,“十四年”时间创作力量十分强大,粗略统计有300余词人,近8000首作品。然目前相关研究仍徘徊于个案多、群体少,专题较深、宏观缺失的基本现状,还有很多值得拓展的空间。为便于清晰地反映词坛创作情况,本文采取“文史互证”和“微观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有利于对主流文学风貌的强化,后者则可加强非主流文学关注,还原词坛纷繁复杂的多元化面目。自列强入侵中国以来,词坛格局和词史发展已经悄然改变,尤其稼轩接受群体及其所作“战争词”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从“鸦片战争时期的薄弱跳动”,至“太平天国间的集体性吟唱”,再至“中法战争的停滞徘徊及庚子事变的转型”,俨然构成一条独立于浙、常二派之外的发展脉络。庚子之后仍有前进,但影响不大。直至抗战的爆发,才真正开启续写词体“御敌抗侮”的新史程。彼时整个文坛亦迎来全面复兴的契机。抗战词坛是一个风云激荡、裂变新生的时代。文学生态十分复杂,有的词人不畏艰险,投笔从戎;有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以隐士自居;还有的投奔日伪政府,成为推进“和平文学”的帮凶。各角色之间多有交叉,甚至集于一身。战乱中不同处世心态及生存方式创造出题材各异的作品,进一步拓宽了词体叙述广度和深度。另外,传播与接受方式的改变,对文学思想、群体意识、内容风格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以期刊为中心形成的文学流派最值得关注。三十年代,龙榆生提出“别建一宗”的理论主张,矛头直指词坛“四声競巧”怪状,发起反对梦窗,倡导苏辛的变革运动。并以《词学季刊》为平台,聚集起有着共同审美倾向的百余名词人,正式宣告抗战词派成立。他们反对过于专注声律技巧,倡导苏辛词风,恢复韵文抒情本质,并抬高词体言志批判功能,力求有益于现实社会。全面抗战后期刊的停办及1940年龙榆生的“入伪”阻断了词派正常发展历程,但并未就此消失。“别建一宗”理念被卢前主编的《民族诗坛》选择性的接纳继承,他们提出建立“民族诗歌”的新口号,其秉承的“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的创作宗旨与中国面临的战争处境及人民大众内心的期望达到高度契合。于是,以卢前为新领袖,以“诗坛”为新平台,再次聚集起一批更偏向于“稼轩风”的新词群,抗战词派由此进入后期发展阶段。这是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第一个严格意义的“期刊型”文学流派,它的发掘将改变当今百年诗词史的基本格局。基于以上宏观生态及词学理论的考察,结合“词史”意义、艺术水平、词坛影响三大维度,我推出此期成就突出的三位词人,分别是卢前、刘永济、吴眉孙。卢前《中兴鼓吹》将前线英雄事迹辍为长歌,声调铿锵,振奋人心,成为战区难得的畅销词集,影响深远。学人词代表刘永济和“词人之词”典范吴眉孙,分别引领词坛两大群体的创作方向。前者驱使学识入词,典博厚重,言语老辣,坚守声律本色,艺术成就颇高;后者较为浅近,然亦强调音韵谐和,注重一己情怀的宣泄,个性十足,评论时政犀利大胆,又不似“以诗为词”者那般粗率。三人各自占据不同领域的制高点,成就卓著,堪誉为词坛“三驾马车”。此外,还有20位名家共同撑起词坛璀璨星空,他们是张尔田、夏承焘、詹安泰、汪东、仇埰、唐圭璋、陈匪石、吴白匋、龙榆生、王陆一、苏鹏、杜兰亭、顾衍泽、汪曾武、廖恩焘、郭则沄、章士钊、林思进、沈祖棻、丁宁等。据作家分布及“十四年词史”时间短、地域广的现实情况,本文选择以词人群体为中心,并引入期刊、社团、地域、性别等多元视角,以期对词坛形成立体化观照。当然,各“视角”之间多有穿插、互利互补。因此,以上所述坐标个案根据需要分别打入相关视角之下。比如汪东、陈匪石、唐圭璋、吴白匋、仇埰等置于第五章“雍园词群与午社”;龙榆生、张尔田、汪曾武、廖恩焘等于第六章“沦陷区生存策略与复杂心声”集中讨论;而沈祖棻、丁宁等则以“女性词人群”独立成章。雍园词群和午社是抗战词坛成就突出的两大团体。前者是一批远离故乡、避居西南的伤心词客,生活经历的相似使其作品蕴含共同的抗战血泪、家国情怀和忧虑彷徨,而词学观的共性则锻造出“温柔敦厚”、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稳稳占据抗战词坛的艺术高地。后者是一群既不受国统区承认又被沦陷区严格监控的孤岛词人,国破家亡之痛与身世的压抑处境非偏重技巧声律的“清真、梦窗”能够疏解,对情感内容、比兴寄托的强烈要求本能的促使他们改革民初以来的“梦窗风”,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作为词体美学的优秀继承者,两大团体分别代表了战争影响下不同区域的风格取向和文学成就。沦陷区的特殊处境孕育出与国统区不同的艺术风貌。作家一方面要承受来自日伪政权的生命安全压力,以“复古倒退”的典雅诗词配合伪政府“和平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要扛住伦理道德压力,于典故比兴之间寄寓批判抵制。这与国统区词人的“慷慨”表达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抗战词坛另一番别开生面的文体特色。《同声月刊》和《雅言》两大诗词刊物是认识南京、北京一带词人生存状态及其作品风格的独特窗口。《同声月刊》通过倡导“诗教”,实现了“在朝”与“在野”文人的统一,成为沦陷区影响最大,聚集作家最多,作品成就亦最高的旧体文学刊物。《雅言》则通过文体“雅化”策略,成功斡旋于政权压制和个人反抗的博弈之间。无论是诗教理念,还是文体雅化,都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特殊地域空间的生存策略,同时又是生存与反抗的统一表现。从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二者都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