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Y县扶贫互助社为例，融合运用组织分析的理性系统视角、自然系统视角以及开放系统视角，通过对扶贫合作组织从建立发展走向“名实分离”的全景展示和细致类型划分，重点围绕农户生计、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环境与正式制度环境）与扶贫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阐释扶贫合作组织的核心功能和嬗变影响因素，以期回应“扶贫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从农户生计与扶贫合作组织的互构关系看，与传统小农在封闭的农业、农村开展生计行动不同，在市场化、工业化大背景之下，随着生计方式的社会化，小农逐渐分化为纯农户、兼业农户和脱农户三种类型。尽管扶贫合作组织能够增加农户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存量，契合了一部分中低收入农户的生计发展需要，有助于他们脱贫。然而，随着传统农业互助合作收益与非农就业收益差距逐渐扩大，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倾向于选择风险低且能够缓解货币支出压力的非农生计方式，产业互助合作随之发生萎缩。与此同时，货币支出压力下中低收入的纯农户、兼业农户的生计模式内在包含着对扶贫合作组织贷款的疏离取向，而资源禀赋较好的脱农户投资机会多、资金需求量大则最终俘获了扶贫合作组织贷款——也正是这种俘获挽救了扶贫合作组织，为其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在此意义上，“名实分离”则是扶贫合作组织维续生命、谋求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非正式制度环境与扶贫合作组织的互动关系看，市场化的推进、城乡关系的变迁对农村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村庄社会关联度逐渐降低。扶贫合作组织的成立有助于提高村庄社会关联，主要表现为:促进具有扶贫理念的社区互助合作网络制度化，推动社区教育与公共文化活动以及优化村庄治理结构等方面。但是，扶贫合作组织制度安排也存在对管理人员激励不足、监督机制缺失等缺陷。随着近年来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异质性增强以及代际更替发生，村民间的信任关系逐渐向直系血缘亲属收缩、人际交往的理性化逐渐增加以及社区记忆逐渐消退。由此，村庄社会关联的进一步降低重构了扶贫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助推了“垒大户”、管理人员谋利以及社员参与度低等现象发生。　　从正式制度环境对扶贫合作组织的建构看，扶贫合作组织面临的正式制度环境主要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相关的宏观制度结构因素。由于扶贫合作组织与正式制度环境之间资源的非对称性依赖，双方呈“非科层性集权”关系。具体而言，在压力型体制下的政农关系中，扶贫合作组织的自主性空间扩张（客观上存在必然性）蕴含一定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与农村社会稳定相关联，使地方政府遭遇政治压力约束。政治压力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偏重于从自身利益出发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运用行政手段操控扶贫合作组织运行，剥夺了农民参与、合作的权利，加剧了扶贫合作组织“名实分离”。与压力型体制下的政农关系不同，面临农户社会化生计背景下扶贫合作组织自主性空间扩张的必然性，社会组织试图将合作制社会企业运营机制引入到扶贫合作组织运行之中，由此社农关系呈现出公司化运作趋势，但是社会组织面临资源匮乏、人力资源不足等困境，扶贫合作组织的转型效果尚需实践检验。　　研究得出三方面基本结论:一是扶贫合作组织的核心功能是增加或优化农户生计资本存量;二是社会化生计是推动扶贫合作组织嬗变的基础性力量;三是制度环境（村庄社会关联和非科层性集权关系）是形塑扶贫合作组织的重要力量。最后，本研究通过再识经典合作原则，回应了“扶贫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即认为经典合作原则的本质规定性“自我服务、民主控制”与农户生计、制度环境间存在较大张力。这种张力突出表现为经典合作原则对竞争性和营利性特质的忽视。从理论上看，合作制社会企业运营机制契合了农户利益与制度环境，是消解经典合作原则与农户生计、制度环境间张力的可能选择，但其具体实践形式还尚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