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众多书学论著中,唐代孙过庭的《书谱》析理精微,名声最著,是中国书法发展史的里程碑,对中国书法理论作出了伟大贡献,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书谱》受到越来越多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学者和译者的关注。本文主要从术语概念、修辞方法、文化信息以及审美等方面入手,对《书谱》现存三个英译本——孙大雨译本(1935)、张充和与傅汉思译本(1995)、毕罗·劳伦蒂斯译本(2011)——进行了对比研究,旨在探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中书法史论翻译的策略、方法与技巧。对比发现,孙大雨采用他独特的“音组”翻译方法,忠于原文的骈文结构,体现出他对自我文化的自信,译文语言较为诗化,但由于资料匮乏等原因,很多时候不能传达原文信息,出现一些错译和误译;张充和与傅汉思基于他们在美国的教学,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将对中文的正确理解和英文的准确表达充分结合,在很多方面对孙译本进行了改进,但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原文的文采;毕罗博采众长,治学严谨,对《书谱》研究透彻,因此译本最具学术色彩,信息传递最为准确,他主要采用了意译法和深度翻译法,同时译文也显得繁琐。通过对《书谱》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作者认为书法史论文本的翻译应以充分理解原文为前提,在保持书法史论文本特征基础之上,对文本信息进行分类,在文化翻译观视域下,运用深度翻译方法,以期达到书法史论相关文本翻译实践可操作性和文化内涵的有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