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中心在过去的20年不断向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又称“亚太地区”)转移,全球价值链深入分工和以双边为主的FTA(自由贸易区)发展同时发生在亚太地区,似乎暗示着FTA与价值链分工之间密切的联系,那么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亚太自由贸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FTA是否能有效促进价值链分工?本文将从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研究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亚太自由贸易和FTA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评估亚太地区FTA效用,给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应该怎样面对未来自由贸易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带来启示。首先,本文在整理和分析前人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了亚太地区FTA兴起的背景和原因。从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AFTA)和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正式成立并生效开始,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亚太发展中国家政策逐渐开放,中国加入了WTO,国际分工深度发展,各国开始踊跃参加谈判促进全球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然而从21世纪以来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亚太经济一体化难以推进,亚太各国开始促进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FTA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在亚太地区迅速发展,亚太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多条FTA“轮轴-辐条”结构,并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FTA不断融入新议题,覆盖更广的范畴。然后,本文着重研究和分析了1993年以来至今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亚太经贸新特点以及FTA发展和效用。本文研究发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亚太地区得到深度的发展,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呈现出新趋势。越来越多中间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协调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之中,这些跨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FDI)主体的身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合理配置其资源,尤其在汽车和电子产业上在亚太地区形成了垂直一体化分工。与此同时,价值链分工也给亚太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带来障碍,这些障碍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由放大的关税成本、自然成本及风险成本导致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参加国际分工程度及层次有限。为了促进价值链分工和缓解由此带来贸易和投资障碍,在跨国公司等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促进了更多亚太地区不同类型国家之间更深度一体化FTA的缔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成本,缓解贸易摩擦并推动投资开放,理论上可以促进价值链分工深化。然而FTA对价值链的促进并不是必然的,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美-澳FTA和中-美价值链分工联系的分析,得出价值链分工并非一定来自于FTA的缔结且FTA缔结也不一定致使价值链分工的形成,FTA在价值链分工发挥作用时才能提升价值。而那些未与价值链匹配的FTA逐渐失去了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效应,展现出了FTA局限性。亚太地区逐渐呈现出“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导致优惠原产地原则越来越复杂化,提高了FTA使用成本,并且许多FTA伙伴国之间存在较少的贸易和价值链联系,导致企业对FTA使用率不高。最后,本文展望了价值链体系下亚太FTA和中国自由贸易的未来发展。在面临危机后全球贸易不断减速和TPP的达成对未来国际贸易新规则以及价值链带来的冲击,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应该在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下向着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和广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作为亚太地区贸易大国,中国在未来更应该加快完善FTA和促进国内产业升级,通过国内改革不断适应贸易新规则,增强产业竞争力,并加强FTA与价值链匹配度,向价值链中高端位次转移,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而提高国家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