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逐步开展了创新监管方式,将监管重心由事前审核逐步向事后的信息披露审核转变,自2013年以来,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陆续推出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总体呈现着问询函件逐年增多、问询内容逐年增大、问询力度逐年增强的监管趋势。其中审核上市公司定期发布的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并有选择性地向上市公司发放定期报告问询函件,要求其对问询函件中所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做进一步的解释、补充或更正,并及时对外披露问询函件和回函情况是交易所非常重要的非处罚性监管手段之一。对问询函件的披露和回复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降低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其他信息使用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但同时,上市公司被证券交易所公开问询也向外界传递了不良的风险警示信号,信息使用者,特别是投资者可能会因为这种不良的风险信号表现出负面情绪,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对这种负面情绪的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会显著提高其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意愿,以提高企业业绩水平,以稳定外界对其的质疑。除了投资者以外,审计师也会密切关注上市公司收函后的种种表现,对于问询函中所呈现的各种问题,审计师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验证。同时,审计师也会密切关注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因为过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也会带来过高的持续经营风险,如果审计师认为被审计单位的经营不确定性过高,审计师会选择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经营能力加以判断,以降低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舞弊或欺诈行为而未被审计师发现的审计风险,这最终会体现为审计收费的提高。本文利用2016-2020年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探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作用中的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并验证了当问询函包含不同信息的时候,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所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作用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当问询函中包含问题数量越多、需要审计师回答问题且问题数量越多、包含风险相关问题、包含并购重组或关联交易等相关问题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仍然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但是当问询函中包含税相关问题时,只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却不会进一步影响审计费用,即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不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探究了政治关联对于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证明,政治关联只调节了年报问询函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政治关联会削弱年报问询函的监管压力效用,而不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部分中介作用产生调节。当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强的时候,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作用尤为强烈。这为问询函监管效果的有用性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以问询函为主要表现方式的非处罚性监管有助于证券交易所推进监管方式转型的制度创新,对构建我国多层次、多维度的证券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