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其在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升。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并日益呈现出在“南海地区秩序安全议题”上选边站队的霸权护持和在“南海岛礁主权安全议题”上选择中立“不持立场”的特征,这契合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两种常见的战略行为模式——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通过对相关美国外交战略研究文献的回溯可以发现,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强制是通过威慑、胁迫和强制企图等基本方式运作的,以意愿强加、施压惩罚对手、安抚盟友、保持强权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战略行为模式;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克制是通过慎用武力、管控约束、协同合作为基本运作方式,并以捍卫核心或关键利益、维持战略稳定及缔造安全秩序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战略行为模式。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的组合构成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对冲战略。美国对华南海外交中的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有着各自的驱动因素。中国东亚海上力量崛起的“威胁”感知和美国对于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声望和信誉的重视共同驱动了美国南海对华战略强制外交的生成,其来源于对“沃勒斯坦式”霸权思维的迷恋,也植根于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崇拜;南海本身并非美国核心或关键国家利益的事实以及美国没有为有关声索国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冲突“买单”的义务和承诺共同驱动了美国南海对华战略克制外交的生成,其来源于对“伯克式”审慎思维的运作,也植根于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价值的某种思量。上述驱动因素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和有关声索国的认知,又是美国与它们进行战略互动的结果,因此可以被贴上“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的标签。具体而言,这种“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包含了美国对中国是否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的战略互动认知以及美国认为自己是会被有关声索国所“抛弃”还是会被“牵连”的战略互动认知。对美国南海外交中的对华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进行概念化和类型化的讨论后可以发现,战略强制可以被类型化为低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强制,其中低度战略强制包括了无强制企图的威慑这一指标组合,而高度战略强制则包括了无强制企图的胁迫、有强制企图的威慑和有强制企图的胁迫三种指标组合;战略克制可以被类型化为低度战略克制和高度战略克制,其中低度战略克制包括了慎用武力这一选择指标,而高度战略克制则包括了管控约束和协同合作两个选择指标。这样,在“关联型战略互动认知”和美国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战略之间建立一种连贯的因果解释机制的假设推理便得以可能。通过引入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四个实践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后可发现,“黄岩岛对峙事件”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未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菲律宾所“牵连”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低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冲突”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越南所“牵连”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高度战略强制和高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未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菲律宾所“抛弃”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低度战略强制和低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中国南沙岛礁建设(2013-2016)”中美国在认为中国有明显的“改变现状”行为和担心被有关声索国所“抛弃”的认知作用下,采取了对中国高度战略强制和低度战略克制的对冲策略。回顾奥巴马政府对华南海外交中的对冲逻辑实践后可以发现,其助力和落实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同时也降低了中美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诱发了中美在南海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生。展望特朗普政府的南海外交政策,其将在基本延续奥巴马时期美国南海对华对冲逻辑的基础上存有变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经济制裁、强化“印太地区”盟友以及运用“议题联系”策略等方式上变革现有的美国南海对华外交。未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外交走势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美国对中国是否“改变现状”的认知以及美国对其与有关声索国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