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都出现了显著地增长。不论是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吸引外商投资，沿海地区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某些沿海城市和地区更是获得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大量的投资者和制造商选择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许多互相关联的产业慢慢地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程度都显著高出内陆地区。需求方面，持续扩充的集聚产业需要劳动力要素的支撑;供给方面，受到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的吸引，我国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给沿海地区的聚集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了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供需两方面的作用使得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在中国经济开放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发生的产业集聚使得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加大，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则是中国东部产业集聚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这三者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形成了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本文旨在劳动力流动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关注经济开放因素在东部产业集聚过程中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和效果。　　首先，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行了梳理。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得到了决定劳动力流动行为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以及如何从规避家庭风险、收益-成本角度看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而三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则给后续研究中国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的CP模型树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标杆，而Baldwin(2001)从迁移的心理成本、拥塞成本的角度出发，在标准CP模型的基础上丰富了迁移动态方程的内容;Hu Dapeng(2002)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中国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随后创建合适的中国模型奠定了基础。　　接着，在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又对中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经验事实进行了归纳，发现在经济开放条件下，我国发生了国际贸易、FDI、产业、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现象。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和FDI等开放因素促进了产业和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区域产业集聚有促进当地吸收FDI的作用;经济开放因素对区域间工资差距的作用看法不一，FDI扩大了区域间的工资差距，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发展也会扩大区域间工资差距，但国际贸易同时也会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前向和后向产业的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工资差距;经济开放和产业集聚均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的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显著的外部性特点，使得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选择。这些事实给后续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假设和分析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　　在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均衡新经济地理模型。该模型设置了三个区域，三个部门和三种投入要素，采用“冰山成本”的方法描述一国与外国的贸易成本和该国内部的交通成本。与以往模型不同的是，我们把迁移行为分为近视迁移和远视迁移，除了心理成本和拥塞成本之外，在迁移函数中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这个迁移成本是通过加入一个公共交通部门来反映的，假设迁移成本由政府对公共交通的补贴程度和经济开放程度两方面来决定。另外，在远视迁移函数中，本文改变了拥塞成本的的决定形式，使得拥塞成本的作用更加明显。通过分析，得出模型的向心力包括规模经济、需求关联循环因果联系、成本关联循环因果联系和迁移成本递减效应，离心力包括本地竞争、拥塞成本和迁移成本递增效用。产业集聚的发生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那么经济的正向自我回馈机制将会促使产业集聚。由此得到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而且，我们还得到了模型中经济开放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四条机制:经济开放是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开放因素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决定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变量，包括就业、名义工资、物价指数;经济开放会通过迁移成本直接影响迁移决定;经济开放会通过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来影响劳动力流动。　　然后，根据中国的情况，本文对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第一，经济开放具有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具体来说，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向集聚区域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经济开放对整个经济系统产业集聚的促进和对迁移行为本身的促进双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开放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带来了向心力的增强，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前向、后向联系机制的增强，使得产业集聚过程速度更快程度更深，从而促进劳动力向沿海区域流动，而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又会引起迁移成本递减效应，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向沿海区域;另一方面，经济开放会通过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来促进劳动力流动，而这种促进也是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促进产业集聚又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动。第二，不论经济开放的程度如何，内陆地区在中间产品部门是具备初始优势的，如果经济开放程度不太高的话，内陆地区的这种在中间产品的优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直至达到均衡，如果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在中后期将会使得内陆地区丧失这种优势，从而阻碍内陆地区中间产品经济的发展。第三，经济开放条件下交通成本与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交通成本较小时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小，随着交通成本的增大，产业集聚程度上升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到达拐点之后，随着交通成本的进一步扩大，产业集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规模开始下降。　　最后，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补充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研究，本文采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对中国1990-2005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有直接正向作用，但不太显著，对外贸易大于FDI的作用效果;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正向作用明显，分别是通过影响集聚程度、实际工资差距和就业差距来促进劳动力流动，作用程度大小依次为:通过影响就业差距的作用最大，通过影响实际工资差距的作用次之，通过影响集聚程度的作用最次。另外，迁入地经济开放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到两地的实际工资差距和就业差距，从而促进劳动力的流动，迁入地对外贸易的作用大于FDI的作用，而对实际工资的作用大于对就业的作用。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政策建议是:第一，我国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但是应把握好经济开放的尺度。一方面要让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减退，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调整进出口贸易自由度和FDI的进入门槛，使得产业、人口向东部集聚的速度放慢，适当缓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矛盾;第二，为了帮助内陆地区保持在中间产品部门上的优势，中央政府应把握好相关产业部门的贸易政策，同时内陆省份应该利用中间产品部门的优势，发展和扶持中间产品部门，以期保持在中间产品部门的初始优势或者延缓优势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