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及汉初国家致力于培养廉洁高效的官吏来治理国家,对于官吏的职务犯罪有着一套完备的惩治体系。本文主要以简牍材料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共分为三章,分别从职务犯罪分类、处罚方式以及惩治原则三方面对秦及汉初官吏职务犯罪惩治体系进行剖析。首先是官吏职务犯罪行为的分类。可划分为失职罪与渎职罪两大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官吏是否具有主观犯罪意图。失职罪是指官吏对本职工作不认真负责,造成无心之失,具体罪名有误、亡失损坏官财物、失察、知情不告、捕不得、不胜任、不作为、失期等。渎职罪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官吏有主观犯罪意图,明知故犯;一类是官吏因失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后果的,虽非主观故意,但应属于渎职罪范畴。渎职罪从犯罪方式角度区分,又可大致划分为以权谋私和滥用职权两类,虽然犯罪方式有所不同,但犯罪目的是趋同的,即谋求非法利益。其次是对官吏职务犯罪的处罚方式的考察。可区分为经济处罚、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三大类。一般情况下,对于失职罪的处罚力度要轻于渎职罪。汉初同秦在处罚方式上又存在一定差异,如汉初以罚金刑取代秦的赀刑、秦律中具有严格界限的“免”、“废”发展到汉初则逐渐趋同,又如秦代的贬为新地吏是特定时期的处罚手段,至汉初则全然不见,这些都是汉初律令在承秦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体现出律文的时代特征。最后是对秦及汉初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方式所体现的惩治原则的归纳:一是注重主观犯罪意图的原则,在具体治理中区分官吏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之失,量刑时轻重有别;二是注重时效性的原则,对官吏的行政效率有严格的要求;三是数罪从重的原则,若官吏身犯数罪,判罚时取其所犯数罪中最重的一种罪行加以论处;四是职务连坐原则,存在官吏因职务上的相关关系连带获罪的情况,政府在对于职务连坐的处罚中,十分注重主次责任的划分,量刑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