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GDP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总需求不断增加，但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至2011年的12年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由起初的22.4%提高至后来的48.8%，而消费的贡献率则由65.1%降到了55.5%。从对消费的贡献角度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一直较大。数据显示，占总人口数50.33%的农村居民，其消费贡献率仅为23.82%，而城镇居民的这一数据高达76.82%，从2000年到2011年，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比例由2:1扩大至3.3:1。但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潜力巨大，一旦需求被打开，将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会成为国民经济有序、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改革，在我国农村大力推广开来，这不仅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更是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2004年，我国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范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2008年，党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土地流转的新篇章。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我国依法成立的农民合作社达到91万个，而其成员数已达到6848万户；截至2014年6月，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达到3.8亿亩，占耕地面积总数的28.8%。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希望能够证实其显著的正向作用，为促进我国农村消费寻找一种有效地手段，也同时为我国土地流转的建设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首先，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对国内外学者在农村消费和土地流转两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简单的综述；其次，相关理论阐述，将这一部分作为文章写作的理论基础；再次，现状分析，本文通过现状分析，发现当下存在的一些不足，其中农村消费当下的问题主要包括：我国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与人均GDP的变化走势并不一致，我国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却趋于平稳，远远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农村消费水平和城镇相比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当然，我国农村消费也呈现出好的一面，主要表现在：而我国农村在1978年的时候，恩格尔系数为0.68，城镇为0.59，在此后的时间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恩格尔系数也在一直下降，总体进入小康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农村经济也在持续好转，农村居民的收入日益增多，他们所接触的消费结构愈发多元化，所面临的消费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因此，我国农村的消费点与之前相比也有着明显的增加；最后，通过实证分析，以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及2013年数据为基础，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土地流转的内生性问题，在引入工具变量之后，回归结果较OLS有所改善，进一步验证了土地流转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的是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及2013年数据，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调查收集的，该调查主要是为获取我国45岁及以上人群的个人、家庭以及社区数据，作为我国老龄化、健康等方面研究的基础。问卷在设计时，既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又参考了国际上一些著名的调查项目，例如美国的HRS等等。模型设定方面，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土地流转对农村消费影响，较为适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中将土地流转设置为一个虚拟变量，农村消费用消费率表示，是一个连续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本文首先采用OLS进行初步回归，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在1%水平下显著，并且二者正相关，这说明土地流转可以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个体特征和家户特征控制变量显著性均较好，其中是否受雇（丈夫）、中学学历、大学学历（丈夫）、家户规模、家户收入以及房产价值都是在1%水平下显著，而健康状况以及小学学历（妻子）是在5%水平下显著，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受雇（妻子）、小学学历（丈夫）以及大学学历（妻子））在此回归中不显著；而在村庄层面控制变量方面，村庄通电率和村庄交通状况是在1%水平下显著，村庄经济状况在5%水平下显著，村庄贷款率和养老保险在10%水平下显著，而控制变量医疗保险不显著。在相关性的方向方面，大部分变量都与农村消费正相关，除了健康状况和家户收入，这二者是与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土地流转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主要原因或许在于两个地方：第一，遗漏变量产生内生性。虽然本文引入了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变量、农户的家户特征变量以及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但依然有可能遗漏某些变量，而这些变量会同时与土地流转和农村消费相关；第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当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后，可能会增加他们的收入从而提高消费水平，而较高的消费水平意味着更低的收入存量，这或许会刺激农户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土地流转中去，出租土地获得租金或者租入土地种植后获得收益。本文为土地流转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村庄耕地面积，该变量是从社区问卷中得到，属于村级层面的数据。一般来说，村庄耕地面积越大，农户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可能就更多，那他们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村庄耕地面积是村级数据，不会对具体某个农户的消费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外生性较好。　　加入IV分析后，结果与OLS基本一致，所以本文中的初步回归结果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相对于OLS，使用了IV的回归方法显著性没有改变，依然是在1%水平下显著，但是系数有明显提升，由之前的0.0518升到了0.2014，说明在加入了IV后的回归效果更好。在放入IV回归后，其他控制变量显著性也大多没有变化，首先，个体特征控制变量方面，是否受雇、健康状况、小学学历（丈夫）、中学学历以及大学学历（丈夫）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其中除了是否受雇（妻子）和小学学历（丈夫）外，回归结果均为显著，而变量小学学历（妻子）和大学学历（妻子）的显著性发生了变化，前者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后者则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许会选择更高的消费档次，且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他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因此大学学历显著而小学学历不显著更符合实际情况，说明加入IV后回归的效果更好，更具有解释力；其次，家户规模、家户总收入、房产价值这些家户特征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也依然是保持在1%水平下显著；最后，村庄层面控制变量中，通电率、村庄经济状况、贷款率、养老保险和交通状况依然显著，而医疗保险依然是不显著。并且在加入IV后，大多数控制变量在系数方面都有所提高，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IV的作用。在相关性的方向方面，2SLS的回归结果与 OLS一致，大部分变量都与农村消费正相关，除了健康状况和家户收入，这二者与消费相关性相反。所以，在处理了土地流转的内生性之后，结论更有说服力，这也验证了土地流转对我国农村消费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分样本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到，在东部地区，土地流转显著影响农村消费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二者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对于低收入家户而言，土地流转显著影响消费水平，而对于高收入家户而言，二者也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如何提高我国农村的消费水平，在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管和扶持力度、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增加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等。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与本文主题类似的文章比较少见，说明当前在该方面的分析不多，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新颖度；第二，本文为解决变量土地流转的内生性，引入了工具变量村庄耕地面积，该控制变量外生性较好，可以更好的解释和分析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第三，本文使用了CHARLS2011和2013两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而以往关于土地流转的文献多只采用一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