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的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广泛化不可避免。在人们日益提高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支配下,人民法院的收案量也水涨船高。一方面法院受理的案件在增加,另一方面法院办案人员有限,司法资源复杂的运行模式很难应对这一突然增量的现实情况,于是社会纠纷不能得到充分的解决,人们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怀疑态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无论从最高决策层还是最基层组织,都在探索解决的路径和方案。诉前调解、委托调解纠纷解决方案不仅提出来,还在实践中得以实施。但这些方案一般是在法院人员参与下进行,范围有限并且在造成法院工作量再加大。于是“枫桥经验”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所谓“枫桥经验”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1963年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经过近60年的发展,“枫桥经验”的内容不断充实更新,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当前在矛盾多元、纠纷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坚持和传承“枫桥经验”,同时在法治的背景下,借鉴其他国家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优秀经验,形成我们自己的有效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的机制,回应时代命题。本文主要围绕“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的研究方法,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法治背景下,综合运用了法律思维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何完善进行全面的分析,期望为社会的稳定和法治社会建设做出贡献。全文除引言与总结外共分五部分:第一,阐述了纠纷解决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分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联系;第二,分析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时代需求,着重梳理其产生机理和路径,这也是现实需要的必要性阐释;第三,考察了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并结合“枫桥经验”的原始初衷,指出了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社会矛盾或纠纷时极易出现的问题和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被外国学者称之为“东方之花”,在许多国家被效仿、被认可,但国外并不是没有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和比较。文章第四部分主要考察美国及日本ADR制度概况,并将其掇菁撷华,因地制宜地纳入我国法律规定中。最后,通过经验总结,结合我国相关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