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莎”信仰是拉祜族原生宗教的体现,对于拉祜族而言,世界的存在是因为“厄莎”的存在。作为频繁迁徙的民族,拉祜族的“厄莎”信仰具有明显的迁徙烙印,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神话里就有关于“射箭寻找家园”的神箭传说。在这一传说中,金箭、银箭都落在了国外,铜箭落在了国内,金箭银箭所落之地成为生活在国内的拉祜族眼中的美好生活家园圣地。明末清初,大乘佛教传入拉祜族地区后,与拉祜族的传统“厄莎”信仰相结合,迅速形成了一股政教合一的对抗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在这一军事力量逐渐被瓦解过程中,拉祜族进一步向南迁徙,进入其他东南亚国家;而佛教组织的最后一位领导者朱阿霞（三佛祖）留在了中国境内的西盟,继续抵抗清王朝。因此对于迁往国外的拉祜族而言,拉祜族的中心在中国,西盟是真正的“厄莎”所处之地,这里同时成为他们信仰的圣地。在“厄莎”信仰体系下,拉祜族的圣地想象包含了宗教层面的信仰圣地和生活层面的家园圣地。本研究分别以拉巴村和腾龙村两个中缅拉祜族聚居村落为主要田野调查点,重点对两个村落的“厄莎”信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关注村落的历史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影响,以及村落与周边村落和民族之间的交际互动。着重阐述了以两个村落为代表的中缅拉祜族之间“圣地”想象的具体表现,分析了造成中缅拉祜族之间圣地想象差异的因素首先是频繁迁徙的历史记忆影响,其次从族际关系角度,提出拉祜族的边缘性地位是加深中缅拉祜族圣地想象的现实动因,同时,拉祜族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二元合一的社会事实,使得“厄莎”与领导头人之间实现了神化与世俗化的统一,这赋予了圣地兼具生活家园与信仰家园的双重意义。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直接导致了跨境民族的形成;国家的主权性呈现在居住在边界线两侧的拉祜族身上的是具有明显差异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国家的行为主体作用亦让拉祜族的“厄莎”信仰再次与国家认同相融合。但是拉祜族社会内部早已形成的“我们都是’厄莎’的子女”的民族认同却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线,构成民族内部的自我边界线;在全球化背景下,类似的民族自我边界线,也有可能利于形成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