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对可预见规则作出了规定。除《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之外,于200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相关条文予以辅助可预见性的确定。但除了上述条文之外,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单独就可预见规则进行具体的细化规定,这使得可预见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且尚理论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完整的可预见规则的理论体系。本文采用全样本进行统计,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可预见规则的146个司法案例进行数据整理。以图表的形式直观的展现了自2010年至2019年间对相关争议的司法裁判情况,涵盖了案件的数量、时间与地域的分布以及法院的裁判结果等内容。本文研究了自2010年以来涉及可预见规则适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例,并对各案例关于限制可得利益范围的可预见规则部分的争议焦点、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进行整理和分析。关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的争议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关于《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因果关系说与可预见规则说的区别。本文倾向于采用可预见规则说而非因果关系说。其次,法院认定违约方“可预见”的因素主要为以下几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目的、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内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合同标的物的性质、违约方的行业身份、守约方的行业身份、因转购产生的损失、合同履行期内的利润事实。法院在认定违约方的可预见性的时候,第一考量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在双方当事人合同没有对可预见性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法院考量的因素则是违约方对于盈利模式的熟悉程度。再次,法院认定违约方“不可预见”的因素主要为以下几种,守约方无证据证明违约方可以预见、守约方未表明交易目的、不可预见可得利益的损害程度、不可预见约定之外的可得利益损失。其中由于无相关法律作细化规定,导致不同法院在采纳守约方证明违约方可预见性的证据方面具有较大出入。最后,关于可预见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况包括欺诈例外、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例外。但是上述两种例外均存在适用范围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