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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网络欺负作为一种新的欺负方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然而，网络欺负的角色是否会发生变化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想要针对中国青少年群体探究两个问题:(1)网络受欺负是否会纵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2)个体因素(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网络欺负敌意归因、网络欺负内在归因、网络欺负自我效能感以及性别)是否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
首先，本研究通过方便取样，选取了武汉市某中学的431名青少年(M-12.73;SD=0.69;男生占52.70％)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采用了为期三个月的纵向设计，分别在2019年9月份和2019年12月份进行重复测量。每次要求被试填写人口学变量、网络欺负问卷、网络受欺负问卷、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问卷、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问卷、网络欺负归因方式问卷以及网络欺负自我效能感问卷。
然后，利用Mplus8.0对纵向数据进行交叉滞后分析来验证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作用，再利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法分析各个调节因素(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网络欺负敌意归因、网络欺负内在归因、网络欺负自我效能感以及性别)在网络受欺负与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的调节作用，最终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网络受欺负能纵向预测三个月后的网络欺负，但网络欺负行为不能纵向预测三个月的网络受欺负;
(2)个体对网络感知因素(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和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会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当先前遭受过网络欺负的青少年的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越高或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越低低时，越容易预测三个月后的网络欺负行为:
(3)个体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归因方式(网络欺负敌意归因)会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当先前遭受过网络欺负的青少年的网络欺负敌意归因水平越高，就越容易预测三个月后的网络欺负行为，但网络欺负内在归因却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不起调节作用;
(4)网络欺负自我效能感和性别都不能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网络欺负行为的动态发生与发展及动态变化的内在机制，研究的部分结论也可以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恶性循环带来一些启示。
首先，本研究通过方便取样，选取了武汉市某中学的431名青少年(M-12.73;SD=0.69;男生占52.70％)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采用了为期三个月的纵向设计，分别在2019年9月份和2019年12月份进行重复测量。每次要求被试填写人口学变量、网络欺负问卷、网络受欺负问卷、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问卷、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问卷、网络欺负归因方式问卷以及网络欺负自我效能感问卷。
然后，利用Mplus8.0对纵向数据进行交叉滞后分析来验证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作用，再利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法分析各个调节因素(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网络欺负敌意归因、网络欺负内在归因、网络欺负自我效能感以及性别)在网络受欺负与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的调节作用，最终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网络受欺负能纵向预测三个月后的网络欺负，但网络欺负行为不能纵向预测三个月的网络受欺负;
(2)个体对网络感知因素(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和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会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当先前遭受过网络欺负的青少年的网络欺负感知匿名性越高或网络欺负力量不平衡感越低低时，越容易预测三个月后的网络欺负行为:
(3)个体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归因方式(网络欺负敌意归因)会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当先前遭受过网络欺负的青少年的网络欺负敌意归因水平越高，就越容易预测三个月后的网络欺负行为，但网络欺负内在归因却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不起调节作用;
(4)网络欺负自我效能感和性别都不能在网络受欺负对网络欺负的纵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网络欺负行为的动态发生与发展及动态变化的内在机制，研究的部分结论也可以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恶性循环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