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道德革命又被称为“三纲革命”,即主要是针对夫妇、父子、君臣之间不对等的伦理秩序而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在伦理变革思潮的裹挟下,清末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都受到强烈震撼,尤其是随着大清皇帝的退位,君臣伦理最终走向了解体。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虽然是配合改良群治的政治启蒙而进行的,但由于其基本主张适逢其时,得到了小说家的积极响应。无论在文本内容的叙述,还是叙事方式的安排上,清末小说都表现出了主动承担起“新民”之“新道德”、“新风俗”的历史重任。基于此,在本论题的构架中,择取了清末夫妇、父子、君臣关系作为对象,以期通过对这三伦嬗变的考辨,梳理出清末小说与伦理变革互动同构的历史轨迹。在夫妇伦理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中国婚姻专制的文化符码。而婚姻由父母专制的伦理规范在清末张扬自由的社会思潮下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等术语进入公共视野和民众生活。男女走进婚姻,就意味着夫妻关系的开始。但在宗法制的传统社会中,随着男权和夫权不断强化,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断巩固,少数有识之士关于夫妻平等的言说只是以乌托邦的幻境而存在。而清末十年,“夫为妻纲”、三从七出、从一而终等传统伦理观念开始松动,汹涌而来的平等思潮悄然改变着久已失衡的夫妇世界。在清末夫妇伦理的建构中,一定意义上说是妻子的地位和角色不断凸显的过程。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夫妇伦理的现代转型,而且从故事叙述到文本构成都彰显了对现代夫妇伦理的主动建构,甚至不惜以长篇累牍的演说、辩论或近乎实录式的描写、轶闻的罗列大大挤压故事的叙述空间,成为时论化的小说。在父子伦理方面,传统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宗法社会,纵向的父子关系被置于家庭结构的主轴,承担着男性世系血统的延续和财产的继承。在“父为子纲”的形成过程中,父子关系中双向的“父慈子孝”逐渐演变为子对父单向度的“孝”。在异质文化的撞击和启悟下,清末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父为子纲”和愚孝的批判,不仅洞穿传统父子伦理所遮蔽下的专制之苦之流弊,还从误国误民的角度抨击父子纲常的社会危害,并提出了父子平等新的伦理观念以及进行了具有现代意蕴的“孝”的构建。清末小说家敏感于时代风潮,传达出了时代的声音,也表现出了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在君臣伦理方面,秦汉以后,随着专制政权的建立以及巩固的需要,君臣双向制约的秩序逐渐被打破,而演变成臣对君单方面的服从关系。随着君主专权的强化,尤其是“君为臣纲”思想的提出,“忠君”成为对臣民最高的道德赞誉,卑贱与顺从成为臣民的一种自觉认同。但是,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西方学说的输入和欧美及日本政治制度的刺激下,清末爱国志士和小说家猛烈批判以“君为臣纲”为基础的传统君主专制政权、盲目忠君思想以及臣民文化的奴隶根性,大力倡导国家思想和张扬国民意识,成为清末强大的时代声音并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思潮。清末小说与伦理变革的同构互动,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数千年来建构的价值体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预示着一场以伦理变革为根本问题的狂飙突进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