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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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研究哈萨克族东迁到定居的过程来讨论国家面对游牧民族时所呈现的关系问题,是在笔者的两次田野调查基础上写作而成。笔者的调查人群为现今居住在甘肃的哈萨克族,经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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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研究哈萨克族东迁到定居的过程来讨论国家面对游牧民族时所呈现的关系问题,是在笔者的两次田野调查基础上写作而成。笔者的调查人群为现今居住在甘肃的哈萨克族,经过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资料整理,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材料详细的梳理,还原哈萨克族迁入甘肃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经过,一直到其最终定居的可能。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哈萨克族东迁到定居的过程不仅能呈现了国族建构的方式之一,也呈现了西北边疆地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本文写作所限定的时间主要为哈萨克族迁甘之始(1936年)至划定哈萨克族自治县的重要会议“兰州会议”的召开(1953年),所讨论的区域也仅限定为甘肃。这一历史事件不仅书写了本地哈萨克族的详细历史,也为人类学思考游牧民族提供了更有利的支持。在德勒兹([法]D·Deleuze)的观点当中,国家天然存在,并且始终试图进行最大化的资源竞争,国家将处于自己范围之内的各种事物都编码或加上条纹,即国家是一个层化空间。而游牧民族则是处在结域和解域的过程当中,他们生活在平滑空间。国家对游牧民族的编码事实上也是对游牧民族游牧性进行压制的过程。哈萨克族定居在甘肃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历史范畴的事件,也是在“一体”的前提下,他们对区域顶点的归顺。正是这种不断的“编码”和“逃离”,才使得本地哈萨克族进入国族的范畴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以哈萨克族为主线,试图通过其与多重关系的互动来呈现哈萨克族的游牧性面对不同国家层面所采用的应对机制。不仅包括哈萨克族与当权者的关系,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也包括其自身内部活力的活力体现。简而言之本文写作有目的有二:一是对这段原本模糊不清的历史事件完整书写;一是讨论这一历史事件在民族学、人类学上的意义,即通过这一事件来讨论国家怎样通过“捕获”的方式将哈萨克族定居下来,讨论从游牧到定居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其的关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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