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湘西地理位置偏远,一说到湘西,给人们的印象比较复杂。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湘西似乎总是给外界呈现出一种超乎存在的状态,与此相对应,在有关湘西的书写文本里,特别是域外人对湘西的书写文本里,湘西更是一个超越了其地理概念的集野蛮、暴劣于一体的文化形象。甚至对湘西形象的描述和想象,已经形成了“蛮”、“匪”、“巫”及“世外桃源”等套话。其实,湘西及湘西人本不如此,湘西形象的“他者想象”与真实的湘西以及湘西人的“自我表达”,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简单的统计表明,有关湘西形象的“自我表达”与“他者想象”,前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既体现了后人对湘西形象“自我表达”的关注度不够,也体现了湘西人“自我表达”的话语量不足。清代湘西地方志,特别是其史传文学及艺文,是了解湘西人形象的重要文献库,这里汇集了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湘西人,从中可以发现,清“改土归流”完成后的湘西人形象相比更古代的湘西人发生了明显的转折,本来,过去有关湘西人的显著差异的话语表述应该成为历史话语,可恰恰由于湘西地方志这种充分的“自我表达”,因其文献的严肃性在文献生产的时代没有被广泛传播,而近现代以来又忽略了对它的传播。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的湘西人形象,一方面折射出了古典湘西想象的套话,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它真实地记载了自清朝乾隆、雍正以来的近200年的湘西人和事,比较全面地辩解了过去古代文献对湘西人的扭曲甚至污名化。在现存的30部湘西史志中,长长短短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艺文志等记录各类人物8000余人。有忧国忧民的湘西战士、淳朴尚仁的湘西民众、汉文化影响下的湘西文人,等等,他们同许多优秀的“汉民”一样,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是主流社会推崇与称赞的对象;同时,湘西史志中也记载了一批在当时与清政府对立的反面英雄,他们同样有追求真理的梦想,有血性刚强的人性美;还记载了一批具有审美意蕴的高尚女性形象,等等,这与我们今天所见的特别是“他者”笔下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里的湘西人形象大相径庭,至少可以区别“蛮”、“匪”之说。影响湘西人形象生成的原因很多,它是内外交替的产物,主要为以下两点:内在因素是湘西人的血性精神源远流长,早在尧舜禹时期,湘西地区就曾遭受强力用兵,经历多次实践的洗礼,湘西人学会了依靠自身力量求取生存与发展,造就了湘西人特有的血性。这种血性在民族大义上,则表现为爱国主义,在湘西少数民族内部,则表现为英雄主义的尚武崇拜。外在的强力因素便是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清“改土归流”前,汉文化的影响主要在湘西地区的上层社会,于普通民众而言有些遥不可及,这种“资源”的不平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清“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大量的书院、义学纷纷创立,为湘西地区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另有当地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及种种科举优惠政策的推动,湘西士子积极向学,纷纷应试,湘西地区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举人、拔贡等湘西本土文人。这些本土成长起来的湘西有识之士部分甚至被纳入了国家和地方管理阶层,成为清廷在湘西地区新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汉文化在湘西地区找到合适的土壤并茁壮成长,推动了礼制在湘西地区的推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湘西地区的“汉化”。面对这群自我书写表达出来的湘西人,结合“他者想象”与“自我表达”迥异的审美视角,对湘西人形象审美便可多元化。不同的视角造就不同的文本类型,从而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而通过对“自我”与“他者”这两种不同视角下的文本进行分析,会使湘西形象更加丰满。针对“蛮”、“匪”等湘西人形象的套话(或称为定型化),湘西地方志这一重要文献史料库所表现的客观“辩解”,可解读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谁对湘西人进行了“蛮”的圈定以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湘西“匪”的概念泛化,另一方面,为“蛮”辩解,对“匪”解读,从而解开种种“误解”,并揭示其“正义”背后的忽视现象,还原相对真实的湘西人形象,以实现湘西形象的更艺术化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