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年，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构转轨，是拉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随着90年代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相继爆发金融动荡或经济危机，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研究日渐深入。本文主要研究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在拉美兴起、演进的动因，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内容、范式特征、内在缺陷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拉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哈耶克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最右翼版本。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至上、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和社会公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宏观干预、反对福利国家制度。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从尼克松政府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制定的正统经济稳定计划，成为美国及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　　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兴起，其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殖民统治以及不彻底的独立运动的两个遗产:1、拉美国家内部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尖锐的利益对立和意识形态分化;2、拉美上层精英与宗主国和中心国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依附。当拉美国家在50-60年代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候，上述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存在，诱使拉美国家右翼精英与中心国家寻求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来替代民族—民众主义发展模式，并对抗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造成的地缘政治威胁。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兴起和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1973以后年南椎体国家由军政府发起的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新自由主义重构。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动因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美国对共产主义在智利发展的担忧，促使其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人民联盟政府。美国还在制定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对并敦促军政府接受这一计划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第二个阶段，从1982年拉美陷入债务危机开始，美国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迫使多数拉美国家接受正统稳定计划，然后又以“贝克计划”宣布的债务减免为诱饵，诱导拉美国家接受、实施部分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政策。第三个阶段，从1989年墨西哥改革开始，在“布雷迪计划”的诱导、“华盛顿共识”的压力以及前苏联解体的冲击下，拉美民族主义发展模式全线崩溃，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先后开始实施全面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　　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不仅包括正统的稳定化和“华盛顿共识”概括的结构改革菜单，作为一种改革范式，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其他市场化改革范式的本质不同，在于其激进性、彻底性和片面性的范式特征。拉美国家右翼精英与中心国家之间的自由主义联盟都希望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得到各自希望得到的东西。中心国家以及跨国资本希望通过改革进入乃至控制拉美的资源和市场，而拉美的右翼精英希望通过改革进入国际市场，吸引外部资本，并最终通过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来发展本国经济。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存在技术和政策层面的重大缺陷:要吸引外资流入，恢复经济增长，必须首先控制通货膨胀，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作为惟一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是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政策基础。但抑制通胀与保持外部平衡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冲突，钉住汇率导致汇率高估，汇率高估削弱出口竞争力并因此使经常项目出现恶化，从而导致钉住汇率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激进、彻底、片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没有弥补和消除钉住汇率制度引起的经常项目逆差，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内外失衡，并使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在各种外部冲击面前更加脆弱，最终导致90年代一系列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缺陷不仅仅存在于技术层面，而是更深刻的体现为它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产权改革、经济全球化等重大理论上缺陷和误导。新自由主义极力隐蔽市场的缺陷，把产权改革视为恢复经济活力的万能灵药，鼓吹全球化的神话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普世性。然而，所有这些方面，都与残酷竞争的国际现实和发达国家自身的政策实践不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激进、彻底、片面的改革范式，完全出于政治的目的而不是反应一种经济的理性。　　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外部强加的、旨在削弱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推动霸权国家和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和改革范式。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不可能解决诸如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国家竞争力、宏观经济稳定等等一系列制约拉美国家发展根本性问题，这是由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经济思想、改革范式的政治属性所内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