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公司治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正式制度如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及其落实对于改善公司治理和促进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最为根本途径之一，基本上得到公认。这一命题的直接推断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存在良好法律体系的话，侵害投资者的行为不能得到遏制，金融发展就不可能，也就没有经济增长，这显然与中国近3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不相符(Allen et al.，2005)。既然现实和理论不相符，那么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在中国，存在一种合适的替代机制对企业在各种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起到了良好的替代作用。社会学家Granovetter(1985)早就指出，人们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活动都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也表明，根植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llen et al.，2005)。因此，如何看待和思索“关系网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替代作用，是中国学术界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的证券市场，希望能实证检验中国特有的关系传统在转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经济后果。不同于以往大量的从国家法律、所有制形式、地区市场化环境等的视角来检验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和企业业绩或绩效影响的研究文献，本文选择从关系网络这个视角展开研究。按照Williamson(1979，1985)的观点，宏观制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需要通过“中间桥梁”来实现，即制度环境首先影响企业交易费用，继而企业交易费用会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产生影响。North(1990)也指出，对转型经济国家而言，交易费用的高低对企业成长至关重要，国内外基于转型经济国家的大量文献都发现企业的关系网络是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企业成长的最有效方式之一的事实，着眼于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建立的关系专有性投资这一“中间桥梁”，本文希望能为检验中国企业间的“横向关系”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Williamson(1985)认为，交易费用内生于经济制度，为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有竞争力的组织应采取的独特的交易模式和治理模式与交易费用相匹配。和西方成熟发达资本市场不同，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转型经济环境都必然使得中国企业与西方国家企业之间采用不同的企业交易模式和治理模式。根据North(1990)的分类，将制度环境分成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两个部分，然后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关系专用性投资和杠杆治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两个角度、两个变量来衡量关系专用性投资。两个角度是指上市公司和供应商交易以及上市公司和客户交易，两个变量是指上市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公司全年采购额的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比例(Kong，2011)。在关系专用性投资的经济后果方面，已有的研究指出，内生于制度环境的“关系型”交易模式和治理机制符合交易费用最小化原则，“关系型”交易有助于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特别是在对应的制度环境中。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关系专用性投资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具体表现为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和企业价值的提升。在治理机制方面，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考察了杠杆治理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匹配问题，并且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环境和产权性质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对杠杆治理机制的需求。　　本文以中国2003年-2009年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合理的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论基本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企业通过供应商/客户建立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内生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本文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越差，上市公司更有动机与前五大供应商/客户建立关系专用性投资。本文将制度环境分成两个大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对于正式制度而言，发现在市场化发育程度越差、法律制度环境对产权保护的水平越低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倾向于与前五大供应商/客户进行交易，更容易形成关系专用性投资;对于非正式制度而言，在被信任程度越低的地区，即该地区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普遍信任时，上市公司也更倾向于与前五大供应商/客户进行交易，更容易形成关系专用性投资。在进一步考虑了公司的关联方交易后，上述结论没有发生改变。这说明当缺乏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时，企业通过供应商/客户建立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能有效稳定交易关系，减小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作为法律等正式制度和信任缺乏等非正式制度的替代。　　(2)内生于制度环境的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有助于节约交易费用和提升企业绩效。本文发现，企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有助于节约企业交易费用和提升企业绩效，特别是在对应的制度环境中，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在各地区不平衡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也会影响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对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交易费用节约作用和企业绩效提升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　　(3)内生于制度环境的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的程度越高，企业会更加考虑保护主要供应商/客户的利益，表现为更需要财务杠杆治理机制，以向这些“关系户”传递公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的信号。　　本文丰富了有关专用性投资和杠杆治理方面的文献。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在缺乏法律保护和有效市场显示声誉的国度里，研究和探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可以从微观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另外，相对于以往较多文献从政企纽带的视角考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考察了企业间的长期交易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的交易行为，为考察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的微观企业交易行为和模式及其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政府监管机构在转型经济环境下帮助企业提高市场适应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本文对于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企业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