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公元1世纪～5世纪的中国佛教史,近400年的渐染和熏习,各种形式的佛教中国化已近完成,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全面进入到中国各阶层的生活中,中外两种文化的同化必然要走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即中国化佛教的出现。如果将印度传入的佛教比喻成一粒种子,在中国化佛教出现以前,这粒种子经外族四处携带,辗转交付到中国人手中,它们先后穿着神祠、方术或玄学的外衣,被当作外来的礼物接受并保存起来。在中国僧人并未真正拥有弘法和学术自觉,知识分子尚未真正将玄佛的关系厘定清楚,政权机构尚未将佛教作为一种切实的政治治理理论与手段,民众尚未将佛教信仰接纳为一种正常的、甚至略显高尚的生活方式,这粒种子就没有被真正播植于中国深层的土壤中,并且生根发芽,继而枝繁叶茂,终至开花结果。直到中国化佛教的出现,对初传期佛教所呈现出的朦胧不清、暖昧混沌的状况进行逐一清算,才使佛教切实从异化同,登堂入室,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分子。当我们将展现这一发展趋势的各类或明或暗的线索汇聚在一起时,佛教史上并不耀眼的一年—公元379年很自然出现在面前,与其紧密相连的是中国中部地区的战略重镇襄阳,以及被誉为“中国化佛教第一人”的道安法师及其僧团。在当时发生的各类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公元379年,佛教如何因为种种因缘际会,被中国的僧人、君主、官僚、名士及民众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并有意识地栽培和养育,至使此后的佛教在中国拥有了与以往十分不同的面貌、性质、地位和作用。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第二部分:道安僧团的特立独行。此部分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史为基本材料,综合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状况,描述和展示出道安僧团在公元379年前后通过实施的“依伺国主”、“分张徒众”、“培养僧才”三项策略,为中国化佛教的出现准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第三部分:道安僧团在襄阳的佛教学术活动。此部分以公元365年至379年间,4道安僧团在襄阳时间的佛教学术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描述了道安僧团对中国佛教学术经典进行收集、整理、编目、注疏,以及对当时南北佛教学术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融汇和发展等系列工作的开展,为此后中国化佛教教义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和开创性的作用。第四部分:道安僧团征服南北信众。此部分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人物传记和历史人物传记为主要线索,试图展现出公元379年前后,在道安僧团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初具规模的中国化佛教显现出来的接纳与欢迎的态度。第五部分: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