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以来，“西藏问题”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热点，给中国国家形象、国际政治等诸方面都带来不利影响。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战略内容，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确立国际舆论领域中“西藏问题”的话语权迫在眉睫。　　 本文以美国《纽约时报》作为观察“西藏问题”在西方舆论中如何被建构的载体和切入点，考察“西藏问题”的国际传播话语生产的各相关利益方：中国、美国和达赖集团如何从自己的角度通过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报道等形式，围绕“西藏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议程设置、议题竞争、核心概念的建构与解构等话语权博弈。　　 无疑，拉萨“3.14”事件以来涉藏国际话语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日趋复杂化而呈现越发复杂和胶着的话语博弈特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反映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权的现状及改进路径，正当其时。为更好地实现研究目的，本文采取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2008年3月1日-2010年12月31日的涉藏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围绕该主题进行的话语生产和博弈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考察：　　 第一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如何在西藏“问题化”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双重框架下重构“3.14”事件，在新闻报道中如何通过议程二次设置消解、改造中国政府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的涉藏话语；在不同时期的信息源使用偏向性与话语策略有何特征。　　 第二方面，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从国家-政治话语角度在中国内部舆论空间建构、定义“西藏问题”。特别是“3.14”事件以来，随着中国主流媒体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转向，具体新闻话语发生了哪些变化，使用的主要话语策略有哪些。2008年拉萨“3.14”事件期间，中国媒体如何应对、化解、解构达赖喇嘛和他的西方支持者伙同西方媒体进行的国际舆论造势，试图干涉中国主权的舆论强势。　　 第三方面，考察外交部新闻发布作为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议程设置发布者，在涉藏新闻发言中政治优先、国家利益优先的话语格局有哪些具体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透视三者就涉及中国西藏的新闻话语互动和交锋，尝试从媒体话语建构和修辞的角度解读西方“西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对其进行拆解和批判，以期中国在国际“西藏话语”中赢得更大言说空间和话语主动权。　　 中西方围绕西藏话语展开的国际话语权博弈，实际上是一场围绕这一主题的多维度话语修辞竞赛。所以，本文除了对所收集的三种文本做一些量化的分析和解读外，同时从话语分析和“争议点理论”出发，对中国政府对外传播和大众媒体传播的议程设置和话语发布框架做了一定质性分析并尝试提出改进意见。　　 研究发现，中国政府涉藏话语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强烈的国家一政治导向的宏大话语特征，在特殊时期表现得更为集中和强势，比如1959年、1987-1989年和2008年等敏感事件发生期。拉萨“3.14”期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言虽然从新闻发布机制、时效性等方面较之前阶段有极大的改变，但在话语策略和对外传播口径上仍没有脱出这个框架。对外国政府、政客不顾中国政府抗议接见达赖喇嘛或支援声援“西藏独立”的情况，中国政府反应主动性强，且以反对、批评、抗议、谴责等坚决、强硬态度立场为多。同时，围绕这些新问题，《人民日报》通常在报道中国政府评价该事件的消息以外，组织评论、通讯等新闻报道对该事进一步批评、谴责，但外国政府、组织或政客的表态、行为较少单独成为新闻报道。在与西藏地区有关的人权、民族政策、新闻自由、秘密逮捕、骚乱等问题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则表现得更加被动，给出的回答更可能是中国法律、政策、规定等较“务虚”的内容，而非针对提问本身的正面回答。　　 《人民日报》在拉萨“3.14”期间的涉藏报道政治色彩重于新闻性，与中国政府立场和话语保持高度一致，在澄清事实、组织社会舆论、推进政府议程方面作用显著。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话语与政府话语应有的距离性和扩充性、补充性价值，同时这种政府与媒体话语“一体化”也影响到《人民日报》成为西方媒体消息来源的正面意义。特别是由此现实原因西方记者无法入藏采访时期，中国媒体作为“替代性新闻来源选择”的价值也由此未能最大化。　　 考察发现《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的报道主题议程有较多的重合，双方对国际政治、舆论中出现的涉藏新事件都有较及时的反应，但中方的反应通常是由于外交部门被外国媒体记者针对该新事件、新现象的提问、追问而产生；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与时事贴合更紧密，通常与在华外国记者提问内容和态度上较一致，这说明西方媒体在涉藏问题上有一个长期形成的提问和报道“惯例”，一个共同话语圈。　　 从新闻报道的话语建构层面看，在涉藏报道中，《纽约时报》有较独立的价值表达系统和完善的议程二次设置能力；同时，新闻报道存在较长时期内的主题偏好，比如对人权、文化保护、环境问题等话题的特殊关注；报道的时效性强，对国际最新事件的反应迅速，在新闻来源选择中对达赖喇嘛有显而易见的偏好。　　 本文认为，为促进对外传播，中国政府需在西藏事务中有意识地超越国家-政治立场的威权型话语，对与西藏事务相关的国内外事件做出更及时、更有针对性的反应，尽一步丰富西藏话语的文化性、社会性维度。中国媒体则要有更强的传播主体意识，报道重点更多地涉及事实和细节，转变宏观、观点化和说教的新闻传播模式。同时，两者的涉藏话语都需要在修辞辩论原则和程序上有进一步的转变，使中国的声音更容易被西方受众广泛接收和正确理解。　　 这些结论和建议的得出通过以下五个章节逐层实现：　　 第一章“文献综述与研究安排”主要是谈本论文主题的形成过程与论文前期综述、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等准备性工作。　　 第二章“话语权理论与‘西藏问题’由来”主要就本文所涉及的理论做梳理和界定，以及分析西方国家是如何在政府、传媒、势力集团(包括达赖的游说对象)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建构起当下“西藏问题”国际传播话语。　　 第三章“双重话语框架下的涉藏报道定势”探讨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如何表现“西藏问题”的不同利益方的观点和诉求，特别是如何解构和“改造”中国政府和大众媒体在涉藏话语中的核心观念，其中，另辟专节讨论达赖喇嘛的宣传策略。　　 第四章“中国视角下的‘西藏问题’与西藏话语建构”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和再定义“西藏问题”，特别是2008年“3.14”以降其话语和核心利益如何对外传播的问题。同时，对2008年3月至2010年12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涉藏发言如何体现中国政府官方立场、如何形成官方话语输出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最后一章“研究结论与建议”讨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大众媒体在国际舆论话语生产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改进，以及本论文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