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研究了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译文文本的分析和基础资料的归纳总结,利用译介学和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依靠举例法、归纳演绎法对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情况进行阐释和说明。通过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的背景、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莫言作品在韩国的接受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总结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传播的境遇,包括译者的能动作用,赞助人的影响等。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为推动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韩国提供借鉴意义,更好地推动两国文学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断深入,中韩两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立逐渐弱化,这直接推动莫言作品的韩国译介。近半个世纪的相互隔绝状态使韩国民众迫切想要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红高粱》传入韩国,为莫言作品的韩国译介起到了先锋开路的作用。进入新千年,随着中韩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加深,尤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进入活跃期。新千年之后,莫言作品的译介出版与莫言频繁参加国际文学论坛有关,也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有关。从1989年《红高粱》被首次译介到韩国到2014年《红高粱家族》再版,共有18部文学作品(集)在韩国出版,赞助人在莫言作品韩国译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赞助人译介莫言作品的目的不同,大山文化财团是出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需要。韩国出版社对莫言作品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愿出版到十分感兴趣的阶段,出版社出版莫言作品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莫言作品韩国译介共涉及到十位译者,这十位译者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兼具小说家、文学研究者身份的译者,第二类是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的大学教授或科研机构研究院,第三类是不懂中文的译者,译者身份会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中,译者或者采取“异化”或者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处理原本与译本的文化冲突。莫言文学作品的韩译本接受情况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在作品译介传播的同时,莫言积极与韩国文坛保持密切交流关系。莫言在积极传播自己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的同时称赞韩国文学“丰富”而“辉煌”,韩国文坛也认可莫言的艺术创作成就,韩国作家黄皙英、朴明爱等也对莫言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2011年韩国文坛授予了莫言“万海文学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韩国学界对莫言的研究成果较少,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韩国学界对莫言的关注明显提升,具体表现为研究成果的增多和研究领域的拓宽。韩国读者对莫言文学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韩国读者一致赞同莫言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文学大师,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实至名归。在韩国读者的眼中,莫言将文学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完美结合,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引发韩国读者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观与反思。随着中韩文学交流的深入,韩国读者也对翻译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韩国读者想要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作品。莫言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传播总体来看是比较成功的,但仍然存在有待提高的地方。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以下借鉴与启示：一是积极推动优秀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品走向世界,鼓励作家积极参加区域性、世界性的文学论坛,提高中国作家在海外的知名度。二是文学作品在海外译介传播的过程中,译者与出版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中国政府应该抓住大的时代机遇,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