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社会问题频发。2008年8月,甘肃、江苏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经调查发现与患儿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有关。据不完全统计,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达29万余人。这些事件与传统侵权行为存在很大区别,具有主体的不确定性、受害人的多数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等特点。这些案件在给大量受害人造成伤害的同时,也对社会信用本身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面对这种急需加以规制的行为,我国目前的法律却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本文将针对侵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侵权,就“大规模侵权”以及“侵害人不明”这两个重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就大规模侵权而言,目前在国外许多国家不管是从诉讼法途径还是从社会化救济模式途径都取得了实效,如集团诉讼、责任保险制度、设立社会补偿基金等。目前,我国诸多重大事故发生后,均为政府介入进行赔偿,司法救济仅是纸上谈兵。诚然,政府靠行政途径解决重大事故,进行行政赔偿无可厚非,但是随着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激增,政府是无法长期承受如此沉重的包袱,只有通过立法的完善和提供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才是长久之计。而在“问题乳制品”事件等发生后,针对侵害人不明的侵权案件,有学者提出适用市场份额责任理论来加强对受害人保护和救济的观点。但是,美国侵权法上的市场份额责任理论适用的前提是什么,产生于什么背景,其原理是什么,到底是稀世良方还是带刺玫瑰,在我国适用市场份额责任理论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作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