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人口年龄结构新特征,分析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影响,尤其是总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城乡结构等,但基于一些理由,本文只关注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和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之下,目前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占比下降、工资率水平提高、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这些严峻的形势都促使我们从供给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本文从经济和人口的数据中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30~45岁壮年劳动力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势基本协同,15~29岁年轻劳动力在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有所协同,而46~64岁年长劳动力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呈现反向趋势。因此这促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人口年龄结构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研究部分扩展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Model),引入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量,用于分析在短期和长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使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再利用中国各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PSVAR)进行实证分析,以克服SVAR模型对样本长度的限制。结果发现,除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的重要作用之外,中国总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也有显著的影响。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滞后的正向影响,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产生持续的负向影响。中国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的波动也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显著的影响,其中30~45岁壮年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正向影响,46~64岁年长近退休型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有负向影响,而15~29岁年轻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正向影响。滞后期生育率波动会对当期经济周期波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中长期这种影响转负为正,累积影响显著为正。本文使用种族结构Leslie模型方法对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预测。文中设置了四种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若生育率维持在现有水平,中国总人口将在2020年开始萎缩,人口年龄结构迅速恶化,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造成不良影响。若生育率逐渐升高,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波动强度较为缓和。从总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在2040年之后会因新增婴儿数和老龄人口数量激增的双重作用叠加而出现社会总抚养比大增的情况,因此,我们要提防在长期中社会抚养比波动较大对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来看,劳动力占比沿着时间趋势发展的同时周期波动并不强烈,不会由此加剧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波动趋缓也会对缓解经济周期波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该预测结果对本文提出逐渐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建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本文主要选取日本进行国际比较,发现日本经济周期波动的标准差越来越大。日本是典型的严重老龄化国家,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造成了劳动人口甚至是总人口的日益萎缩,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衰退和停滞,我们通过分析认为,生育率波动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变是造成日本经济周期波动日益剧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本文还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角度对美国经济“大缓和”时期经济周期波动趋缓的原因和欧债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历史经验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目前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在提高人口质量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要完善生育政策优化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建议。首先,要根据当前“全面二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解决好落实该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可以为下一步的决策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制定时间表,加快放开三胎生育政策,逐步推进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才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最后,在长期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进一步降低人们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成本,以期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育观念,实现提高总和生育率的目标,从而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