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绕开WTO,倡导开展新一轮的全球性多边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积极推进与各国的贸易协定。在重塑国际贸易新规则过程中,“负面清单”外资准入模式作为高标准投资规则的表现之一成为了谈判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我国在2013年建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试验区内适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自贸区适用负面清单以来,实践效果显著,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现行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即2015版负面清单)法律定位的问题出发,结合我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发展现状,借鉴国外负面清单相关经验,以期为完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提出相关建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及国外FTA,经过对比研究,笔者认为我国上海自贸区现行负面清单确实存在投资法和基础行业法不完善,联席会议权限不明确、限制性不符措施与禁止性不符措施区分不清,争议解决机制无法满足投资者需求等问题。在满足国内社会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借鉴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法律修改模式、印度尼西亚负面清单监管机制及美韩制定FTA负面清单的法律依据,笔者为完善上海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负面清单应由国家立法;第二、明确负面清单的修订程序、机构及联席会议权限;第三、健全负面清单法律配套体系;第四、建立多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