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投资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长期过高的投资也产生了非效率投资问题,需要从微观层面研究如何抑制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股东与经理之间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行为,公司治理机制是缓解公司的代理问题、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机制,代理问题、公司治理和投资效率这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本文从理论方面基于代理成本中介效应视角探讨了公司内部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利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定量地考察了公司内部治理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的关系。首先,借鉴中介效应理论,提出了公司内部治理影响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模型,认为公司内部治理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变量影响投资效率,揭示了公司内部治理影响投资效率的中介路径,并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代理成本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公司内部治理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变量对非效率投资和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越高,越能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抑制非效率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其次,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司内部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公司内部治理对投资效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主要实证结论有以下几点:公司治理水平对过度投资存在显著影响,代理成本在公司内部治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越能降低代理成本,有效抑制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公司治理水平对投资不足并无显著影响,代理成本在公司内部治理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分区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代理成本在公司内部治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但中部和西部地区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则不显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代理成本在公司内部治理对投资不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