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信息传播与流通的模式,也对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个人信息立法热潮。多数国家在个人信息立法中规定了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一方需要就信息收集范围、利用方式等内容向信息主体告知并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我国也在《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规定了同意原则。随着信息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大数据时代下原有个人信息立法的问题渐渐凸显,其中同意原则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引起了诸多反思。个人信息本身蕴含着个人尊严与自由价值、商业价值以及公共管理价值三重不同价值,立法需要进行衡量并取舍。同意原则本身具有调整信息主体与信息业者之间利益的功能。但是,从欧盟与美国不同价值取向的个人信息立法可以看出,选择事前或事后控制的立法方式直接影响到个人人格权益的保护力度、信息业者商业利益的实现乃至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兴衰。而我国立法中优先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的立场,缺乏对信息业者利益的兼顾。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应当注意到,现实中信息主体与信息业者信息不对称、技术实力悬殊的不对等地位,以及同意本身所包含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价值,决定了不应当摒弃该原则。但为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同意原则需要由基础性原则向一般性依据转变。同时,在适用中须受其他信息收集利用规则以及其他法律的限制,不能以经过信息主体同意替代其他要求的遵守。我国虽然规定了严格的同意原则,但实际适用中却问题重重。同意原则的设计本身是出于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维护、矫正信息不对称以及弱者保护的考量,具有正当理论基础;但国内实行的同意原则却呈现出信息业者不履行告知义务、信息主体同意缺乏有效性的现状。为使同意原则更好的符合现实需要,同时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正面作用,可以从告知与同意两方面入手对规范内容进行调整。一方面对同意进行细分,具体而言:对个人一般信息进行“仅限于实现基本服务目的”的收集利用适用默许同意,与超出基本服务目的收集个人一般信息的适用默示或明示同意、个人敏感信息收集利用适用明示同意共同构成信息处理的正当基础。其中的“默许同意”是拟制的同意。同时,从实质上保证同意做出是自由、真实的。另一方面强化信息业者的告知义务,包括告知用语清晰、易懂,全面、准确、及时告知信息主体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与范围,分层告知、重点突出以及设立持续披露机制等内容。同意原则本身是以防范风险为主要目的设计的,立法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同意的保护有赖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总体设计,可以通过《民法总则》第111条与《侵权责任法》的网络信息侵权或人格权侵权的条款相衔接,对损害个人信息权益包括违背同意原则的行为进行救济。总结上述内容,就未来《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编纂提出建议如下:其一,将同意原则作为个人信息收集正当性依据之一与其他依据共同列举、对告知与同意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均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进行规定;其二,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正式确立“个人信息权”,为同意原则的贯彻设置法律依据;其三,关于违反同意原则的救济,可以通过个人信息权与侵权法的内容进行衔接,具体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法律责任则可以规定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