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监听制度是在通讯技术不断发展和隐私权逐渐受到重视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且发展起来的。秘密监听自身的主要特点为秘密性、技术性、强制性、程序性和可靠性,从上述监听特点可以发现,秘密监听的执行过程会有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介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碰撞。因此,在监听的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如何能够妥善地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问题,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理论界,学者在监听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实施监听必须符合强制措施法定原则(令状主义)、比例原则和秘密原则等诉讼原则的要求,遵守严格的实施程序”1而在各国的实践中,由于各国的文化、经济等状况的不同,各国在选择监听立法模式的类型上也各有所异,主要可以划分为“‘人权保障模式’、‘犯罪控制模式’和‘权利平衡模式’三种”2。我国的监听立法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严重地制约着我国侦查机关的办案效率,也对人权保障带来极大困扰,因此急需完善的监听立法。我国在监听模式的选择问题上需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同时合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议我国的监听制度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作为单独一节列入侦查一章。并要对监听的程序问题做出详尽,细致入微的规定,主要表现在监听主体、监听范围、监听条件、监听材料的适用以及事后的救济措施等方面,从而防止监听机关滥用公权力,保护好公民的隐私权等私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