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不断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整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能否吃饱穿暖转为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产生了社会阶层分化与代际不公平等问题。个人收入水平受多方面要素的制约，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形式，教育代际传递是形成收入代际非公平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却越来越差(佐藤宏等，2008)。“寒门难出贵子”，教育与收入代际之间关系成为了民众、政府与学界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
　　西方学界对于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至今仍有较大争议。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国民收入的均化器，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可使社会不利阶层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由此获得更多向上跃迁的机会(Backer等，1979；Solon，2004)。然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国家对教育投入绝大部分收益会被社会优势阶层所独享，教育不过是社会优势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在代际之间能够继续传递的工具(Jencks，1972；Bowles等，1976、2002)。学界争议不仅只存在理论，经验研究结论亦有较大分歧。为此，本文采用了中国2015、2017年CHFS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教育代际流动矩阵与条件过程分析方法，就父代教育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作用，及其在性别、城乡、不同地域、不同收入层级之间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
　　研究发现：首先，我国子代受教育水平相比其父代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有90%以上的子代超过了其父代的受教育程度，但教育代际弹性达0.2，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流动性依然较差。父代对子代男性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弱于子代女性，东部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性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弱于城镇；其次，父代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影响子代受教育水平进而对子代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但这一间接影响只存在于父亲教育对子代收入的代际影响。父亲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年能间接提高其子代收入0.81%。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可以预见父亲教育非公平对后代收入差距的影响会显著高于母亲；第三，父代受教育水平对于子代收入的代际影响机制是复杂的，父代在教育背景上的差异会通过代际传递转化为子代收入差距，并且这一代际非公平的传递在父代与子代不同性别之间还有差别。女性后代主要通过父代对其的教育投入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而男性后代主要通过继承、子承父业等方式获得父代收入对其收入的影响。最后，我国教育代际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个体间仍有较大差别。随收入增加，教育代际弹性逐步降低。收入越高的后代所受父代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越少，而子代的教育收益率则是随着收入先下降后上升。收入末25%和收入前25%的子代教育收益率大约为3%，而中间收入则仅仅拥有1%的教育收益率。
　　基于计量分析结果，本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子代的教育回报率较低，提高低收入阶层受教育质量，提升其教育收益率，同时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破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屏障；户籍仍然是影响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应当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消除城乡二元制不利影响；为给低收入阶层提供一个向上跃升的机会，政府应当完善精准扶贫机制，实现教育的精准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