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合理有序的政企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我国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然而,在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约束性行为不断减少的同时,激励性行为却在不断增多。本文以我国的政府质量奖评选为研究对象,探究政府评奖活动对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理论分析认为,获得政府质量奖可以为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企业在申报过程中与获奖后可以分别通过政治关联和信号传递两种途径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因而有足够的动机为获奖这一目标采取行动,即补贴效应。企业由这一动机会采取不同的行为:一方面,政府质量奖评选可能会激励企业全面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可能会迎合评价标准,对经营绩效进行修饰,从而在评选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本文依据企业采取行动的不同,将政府质量奖评选对企业的影响划分为激励效应与迎合效应。为了验证这三种可能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逐一查证的方式获取了历年的获奖企业信息,并将其与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公司治理数据、财务数据、创新数据等进行匹配,构建了时间跨度为2008—2019年的完整面板数据。随后,本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动机指标、生产率指标、财务指标、创新指标和迎合指标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交乘项回归的方式缓解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在获奖后显著地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验证了本文的补贴效应假说。此外,生产率指标和财务指标均出现显著下降,创新指标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迎合效应假说,而不支持激励效应假说。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控制行业变量、安慰剂检验和使用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数据等方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动态效应直观地显示出企业在获奖前进行了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操作,使得经营绩效显著提升。时间效应的检验结果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奖企业得到了更多的政府补贴,但从长期来看却取得了更差的经营绩效,这意味着政府质量奖评选可能导致了政府补贴资源的错配。企业的迎合行为存在地区与规模异质性,更为显著地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和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高的企业当中。本文的研究对于政府质量奖制度本身与深化“放管服”改革均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一是要加强政府质量奖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事后监督和指标体系建设;二是要清理和规范政府设立的“红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