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预约合同对于固定交易机会、抢占市场先机的作用越发突出,在社会生活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然而,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预约合同的相关规定却为数寥寥,理论界也未能形成统一观点,这就导致许多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在预约合同的认定、效力和违约责任形态等问题上,因此常出现案情相似判决却大相径庭的情况,给司法工作带来诸多困扰。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预约合同,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公信力,迫切需要加强对预约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认定预约合同,不能仅仅以合同内容或合同形式为标准,而是要在明晰其与本约、订约意向书、预售合同和附条件合同等相近概念之区别的前提下,结合当事人的内心真意,以主观解释论为基础,辅以合同的内容和形式要件,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界定预约合同。预约合同并非本约合同,因此在其效力问题上,不能以本约的效力作简单化处理。对此,学界也有不同观点,有代表性的几种主流学说,各有其合理性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各有不足。要认定预约合同的效力,应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民法的契约自由和诚实信用的价值理念为基础,兼顾考量该预约合同是否已经具备了合同的实质性条款。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基本的契约精神,同时考察预约内容。若双方约定了预约合同的效力,则以约定为准;反之,双方并没有关于预约合同效力的约定,也就是主观上没有表达,则从客观上考量该预约是否已经具备了合同的实质性条款,采“内容决定说”对效力加以认定。对于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目前正在审议中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三审稿）第495条只是规定预约合同中当事人违约时须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规定则更为具体,其中第107条规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继续履行和损失赔偿等。因此,在预约合同制度的规范构造上,应对违约责任的适用加以明确:若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没有约定,则应当在当事人履行继续磋商义务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再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决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