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义务教育的公共性为研究立场，分四个时期考察新中国60年义务教育治理政策的变迁过程，在对各阶段治理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60年义务教育治理方式的基本特征，提出新世纪完善义务教育治理机制的政策思考。论文分六章展开分析。　　 第一章，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义务教育”和“治理”两个概念作了界定，并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立场，即强调义务教育的公共性特征和国家责任。　　 第二章分析了“17年”中小学教育治理方式的变迁过程。在取消私立学校，建立“单一国民教育体系”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物质性资源匮乏与行政性资源集中过度”之间的冲突，使得农村集体成为了基础教育的供给主体。城乡有别、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思路，形成了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模式。由此，“政治上强势、经济上柔弱”，成为“17年”基础教育治理方式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对“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教育治理过程作了考察。“文革”期间，国家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一反“17年”教育重点论的治理格局，实施了以“瓦解重点学校制度”和“建立革命教育制度”为目的的“消极的教育补偿”政策。“消极教育补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了农村中小学“低水平大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供给不足、体制僵化”的“平均主义”教育发展特征。论文将这种特征概括为义务教育发展的“冷均衡”状态。　　 第四章考察了新时期义务教育的治理过程。发展，成为新时期义务教育治理的基本特征。“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扩权放责”的义务教育治理方式。这也造成了“权责失衡”的义务教育治理结构和“农民负担过重、教育‘乱收费’、教师工资拖欠”等消极影响。国家推行的教育梯度发展战略，以及重点学校制度的重建，使得教育“非均衡”发展模式继续存在。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以创收为目的的“转制学校”和以取得办学回报为目的的“营利学校”成为民办学校的新成员。新时期义务教育治理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伴随着的是教育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校际差异、以及“真民办”与“假民办”之间的差异，这使得原本应该是协调一致的义务教育整体被分割成了一个个相互分离的“区隔”状态。　　 第五章是对新世纪义务教育治理过程的考察和分析。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关于农村义务教育“以乡镇为主”向“以县为主”和“由农民承担为主”向“由政府承担为主”的转变，使得义务教育治理面貌发生了重大改观。然而，由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责任分担不明晰而造成的教育供给的总体性不足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性困难；政府在利用市场机制过程中出现的“假民办”对“真民办”的挤压；以及民办中小学发展的起伏；都使得构建一个政府与市场之间合理有序的义务教育治理机制任重而道远。　　 第六章，通过“反思”与“前瞻”两个部分，为研究作了一个总体性的结论。在反思部分，将“集中与区隔”概括为60年义务教育治理过程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为，国家通过“集中管制”的治理方式，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分散化”供给。“区隔”说明了，在“集中”的治理方式下，义务教育在不断取得治理成效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民办学校与“假民办”之间办学条件与办学能力的较大差异。在“前瞻”部分，论文尝试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型集中供给、分散生产的义务教育治理机制”的政策思考，并将义务教育治理中表现出的“供给充足、高位均衡、富有选择性”的理想特征，称为教育发展的“热均衡”状态。论文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义务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国内外公共产品治理理论，对这一观点作了合理性论证。